夏口辨疑（修正稿）

夏口，自古以来为军事要地。夏口之名，始见于西晋人陈寿的《三国志》。据粗略统计，《三国志》本身与裴松之注所引史料涉及到夏口这一地名的事件多达四十余次，然夏口位于长江之北还是长江之南，后世的许多研究者却未能把它说清楚。有人以为江北的汉水入江处，因夏水来会，古名夏口，自孙权于黄武二年（223）建城于江南江夏山名为夏口之后，江北夏口之名始晦。但有人不同意此说，认为在黄武二年之前，江南早有夏口之名。谁是谁非，似乎难以定论。因而有涉及夏口之古事，有人就不得不含糊其词，将今日武汉市统称为夏口。夏口，作为历史上有名的军事要地，许多史实与之密切相关，夏口的具体位置弄不清楚，影响着其它问题的正确解决。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夏口作一番考证。

一、夏口，军事上的心喉

《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十三年……九月，（曹）公到新野，（刘）琮遂降，（刘）备走夏口（1）。’”

《三国志·先主传》载：“先主斜趋汉津，适与（关）羽船会，得济沔，遇（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2）。”

《三国志·鲁肃传》载：“权即遣肃行。到夏口，闻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

《三国志·关羽传》载：“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阪，先主斜趋汉津，适与（关）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3）。’”

《三国志·周瑜传》载：“……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住夏口，遣诸葛亮诣权。”同传记载周瑜在赤壁之战前于柴桑向孙权请战时说：“瑜请得精兵三万，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4）。”

以上是赤壁大战之前有关夏口的记载。

《三国志·程普传》载：“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5）。”

《三国志·孙皎传》：“是时曹公数出濡须，皎每赴拒，号为精锐。迁都护征虏将军，代程普督夏口。黄盖及兄瑜卒，（建安二十年）又并其军，赐沙羡、云杜、南新市、竟陵为奉邑，自置长吏……建安二十四年卒（6）。”

谈夏口离不开沙羡，以上两条系孙权建城于江夏山之前有关夏口沙羡的记述。

《三国志·孙亮传》载：“孙亮字子明，权少子也。（太平二年）六月……朱异自虎林率众袭夏口，夏口督孙壹奔魏（7）。”太平二年，即公元257年。

《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载：“建衡二年……秋九月，何定将兵五千人上夏口猎。都督孙秀奔晋。……天纪元年夏，夏口督孙慎出江夏、汝南，烧略居民……三年冬，晋命……建武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8）。”天纪元年，即公元277年。三年，即公元279年。

裴松之注《三国志·孙奂传》援引《江表传》曰：“初，（孙）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及至夏口，于坞中大会百官议之……诸将或陈宜立栅栅夏口，或言宜设铁锁者，权皆以为非计（9）。”坞，四面高而中间低的地方。

《魏书·王基传》载：“基又上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由是贼不敢轻越江（10）。”

《晋书·宣帝纪》载：“魏文帝（曹丕）于太和元年问司马懿说：‘二虏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舂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11）。’”太和元年，即公元227年。

上述五条是孙权建城于江夏山之后有关夏口的记载。

以上所举史料，既有赤壁之战前刘备败走夏口与周瑜在柴桑请命进住夏口的记载，又有赤壁之战后孙权建城于江夏山之前孙皎代程普督夏口的记载，也有孙权筑城于江夏山后，大会东吴诸将于夏口坞中的记载，其中司马懿与曹丕对话中明确指出“夏口、东关，贼之心喉”，充分说明在东汉末与三国时期，夏口的地势四面高而中间低，确系军事上的要地，王基于嘉平二年（250）创建的上昶城位于云梦南部，时作为魏江夏郡治。“以逼夏口，由是贼不敢轻越江” ，足见夏口位于长江之南。

二、历代史书有关夏口位置的记载

《左传·昭公四年》吴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西晋杜预注此云：“汉水曲入江处，今夏口也（13）。”

《三国志·吴主传》载：“（黄武）二年春正月，……是月，城江夏山（14）……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官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丙申，南郊即皇帝位。……秋九月，权迁都建业。”

裴松之注《三国志·吴书·顾雍传》援引《文士传》曰：“巨字元大，有才器，初为吴偏将军，统家部曲，城夏口。吴平后，为苍梧太守（15）。”

《晋书·地理志》载：“沙羡，有夏口，对沔口，有津（16）。”

《宋书·何尚之传》载：“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既有见城，浦大容舫（17）。”

《南齐书·州郡志》载：“郢州，镇。夏口，旧要害也。吴置督将为鲁口屯，对鲁山岸，因为名也……夏口城据黄鹄矶（18）。”

《水经注》载：“江之右岸有船官浦，历黄鹄矶西而南矣。直鹦鹉洲之下尾。……船官浦东即黄鹄山。林涧甚美，……山下谓之黄鹄岸，岸下有湾，目之为黄鹄湾。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四年孙权所筑也。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借阻，高观枕流……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羡县治矣（19）。”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建城的时间实为魏黄初四年，吴黄武二年，即公元223年，郦氏小误。

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刘表传》说：“夏口城，今之鄂州也（20）。”

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七·江南道·鄂岳观察使·鄂州条下记述说：“《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谓之夏汭，汉为沙羡之东境，自后汉末谓之夏口，亦名鲁口。吴置督将于此，名为鲁口屯，以其对鲁山岸为名也。三国争衡，为吴之要害，常以重兵镇之……晋庾翼为荆州，曾理于此。义熙初，刘毅表以为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带汉沔，请荆州刺史刘道规镇夏口，至六年，自临嶂徙理夏口，即今州理是也。宋孝武以方镇太重，分荆、湘、江三州之八郡为郢州，以分上流之势。隋平陈，改郢州为鄂州，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三国时，黄祖为太守，吴遣凌统攻而擒之，祢衡遇害，亦此地也（21）。”

以上史书中，《晋书·地理志》、《宋书·何尚之传》均以夏口位于长江南岸，与沔口相对。《南齐书·州郡志》、《水经注》均以夏口城位于黄鹄矶边，唐章怀太子李贤也指出夏口城在鄂州。最分明者是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的记载，他明确指出唐时的鄂州，自后汉末称夏口，亦名鲁口，并援引晋义熙初年刘毅之表言夏口在二州（荆州、江州）之中，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带汉沔，以证实夏口位于长江之南。以上《吴主传》言黄武二年正月城江夏山，然而《文士传》言元大统家部曲城夏口，尤见在黄武二年正月之前夏口就有小城了。杜预为《左传》作注，言夏汭是“汉水曲入江处，今夏口也”，乍一看似乎言在江北，然杜预生于公元222年，卒于284年，生活于晋代，是时夏口之名早已专指江南江夏山一带，杜预既强调了“今夏口也”，他的原意也是以江南的夏口为夏汭，这一点与李吉甫所说一致。

数百年后，元人胡三省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将夏口的地点说成是“本在江北，自孙权取对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其原文如下：

应劭曰“沔水自江夏别，至南郡华容入夏水，过江夏郡而入于江”，盖指夏水入江之地为夏口。庾仲雍曰：“夏口，一名沔口，或曰鲁口。”《水经注》曰：“沔水南至沙羡县北，南入于江。”然则曰夏口，以夏水得名；曰沔口，以沔水得名；曰鲁口，以鲁山得名，实一处也。其地在江北，自孙权置夏口督屯江南，今鄂州治是也，故何尚之云“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贤注亦谓夏口戍在今荆州，于是相承以鄂为夏口，而江北之夏口晦矣（22）。

又曰：

《前（汉）书·地理志》曰：“夏水过江夏郡入江水”。《水经注》曰：“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亦沙羡县治”，盖齐梁之鲁山城，今之汉阳军，即其地，所谓汉口也。祝穆曰“夏口，一名鲁口”，似指汉水入口，然何尚之云：“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而章怀太子所谓夏口戍在鄂州，故唐史皆指鄂州为夏口，盖本在江北，自孙权取对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23）。

胡三省（1230—1287），元天台人。胡氏援引的应劭原文本未涉及“夏口”一词，但他以为“盖指夏水入江之地为夏口”，又引庾仲雍与郦道元语，断定“然则曰夏口，以夏水得名；曰沔口，以沔水得名；曰鲁口，以鲁口得名，实一处也”，他的观点十分鲜明，即夏口“本在江北，自孙权取对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胡三省此论对后世影响甚大，明清以降，史书中多采此说。当代《辞海》、《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名词典》均作如此介绍。按照胡氏的理论，《三国志》言及的所有夏口，尚不能视为同一地点，即黄武二年孙权筑城于江夏山之后可以称其为夏口，但筑城之前的夏口位于江北汉水入江处。胡三省的论点显然与唐代史家的记述完全不同。

三、江南夏口在赤壁之战前就遐迩闻名

1、黄祖夏口杀祢衡

裴松之注《魏书·荀彧传》援引《平原祢衡传》说：“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荆州北游许都，恃才傲逸，臧否过差，见不如己者不与语，人皆以是憎之……将军黄祖屯夏口，祖子射与衡善，随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座，座有异宾，介使与衡谈。后衡骄蹇，答祖言‘俳优饶言’，祖以为骂己也，大怒，顾伍伯捉头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杀之（24）。”

《后汉书·祢衡传》载：“祢衡字正平……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喜宾。’衡览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后黄祖在蒙冲船上，大会宾客，而衡言不逊顺，祖惭乃诃之，衡更熟视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将出，欲加箠，衡方大骂，祖恚，遂令杀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时杀焉。射徒跣来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敛。衡时年二十六（25）。”

试将二传综合分析。

从《平原祢衡传》中的文字来看，黄祖当时兵屯夏口，祢衡随祖子黄射来到夏口，祢衡遇害地点当在夏口。从《后汉书·祢衡传》的记载来看，祢衡是在江上蒙冲船中恼怒黄祖而被杀。该传记述黄射曾大会宾客，嘱祢衡即席作《鹦鹉赋》一篇。祢衡既死，黄祖悔而厚加棺敛。后人为纪念祢衡，将埋葬祢衡之处名之鹦鹉洲。按，前书言伍伯，后书言五百，实指同一人。

北魏郦道元（466或472—527）在《水经注》江水篇中记述：“江之右岸，当鹦鹉洲南，有江水右迤，谓之驿渚。三月之末，水下通樊口水。……江之右岸有船官浦，历黄鹄矶西而南矣，直鹦鹉洲之下尾（26）。浦东即黄鹄山。”南朝梁人庾信（518—581）《哀江南赋》云：“落帆黄鹤之浦，藏船鹦鹉之洲（27）。”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云：“江夏县本汉沙羡县地，属江夏郡。鹦鹉洲在县西南二里（28）。”又云：“祢衡遇害，亦此地也（29）。”南宋陆游《入蜀记》中写道：“三十日黎明离鄂州，便风挂帆，沿鹦鹉洲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祢正平被杀处（30）。”

以上有关鹦鹉洲的记载，皆表明鹦鹉洲与长江的南岸相近，上下往来的船只大都从鹦鹉洲之南的江道上航行，梁人庾信、宋人陆游所乘船皆取此道。特别是李吉甫、陆游均指祢衡在鹦鹉洲被杀，而后人祭祀祢衡的神祠在陆游入川时尚在。

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在《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诗中说：“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鹦鹉洲在黄鹄矶黄鹤楼的上游，位于江夏县城西南二里（非今日汉阳鹦鹉洲）。显然，《平原祢衡传》所言的夏口指的是鹦鹉洲。祢衡死于公元198年，由此看出在孙权城江夏山之前二十三年，该地已名夏口。

2、孙策破黄祖于沙羡之夏口

《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四年，从（孙）策征庐江太守刘勋。勋破，进讨黄祖于沙羡。”

裴松之注《吴书·孙策传》援引《江表传》云：“策收得勋兵二千余人，船千艘，遂前进夏口攻黄祖。时刘表遣从子虎、南阳韩晞将长矛五千，来为黄祖前锋，策与战，大破之（31）。”又引《吴录》中孙策表云：“臣讨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羡县。刘表遣将助之，并来趋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领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将周瑜……黄盖等同时俱进。身跨马 陈，手击急鼓，以齐战势，吏士奋激，踊跃百倍，心精意果，各竟用命，越渡重堑，迅疾若飞，火放上风，兵激烟下，弓弩并发，流矢雨集，日加辰时，祖乃溃烂。锋刃所截，焱火所焚，前无生寇，惟祖迸走。获其妻息男女七人，斩虎、韩晞已下二万余级，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祖家属部曲，扫地无余（32）。”

将以上三条史料综合起来看，《三国志·吴主传》言“建安四年，从策征庐江太守刘勋。勋破，进讨黄祖于沙羡。”《江表传》则言孙策是前进夏口攻黄祖，并破刘表从子刘虎与韩晞。而孙策自表中言十二月八日到祖屯所沙羡县，并于十一日斩刘虎与韩晞。三条史料记载的是同一次战斗。只不过前两条记述简略，后者翔实一些。由此可知身为江夏郡太守的黄祖当时屯驻江南沙羡县，其家属均在一起，亦可知夏口在沙羡县境内。从“越渡重堑，迅疾若飞”八字来看，孙策的军队在水面上作战得心应手，势无所挡。又从黄祖部曲“其赴水溺者一万余口，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而家属部曲，扫地无余”的记载来看，黄祖当时兵屯长江之南。黄祖的部下赴水之原因，显然是追兵甚急，走投无路。假设黄祖当时屯兵长江北岸，孙策由江南追杀，黄祖的部下见势不妙必登陆逃跑，也不至于“扫地无余”，正是由于黄祖与部曲家属欲渡江北逃，终因逃之不及而被歼灭在大江之中。

孙策西进夏口攻黄祖，时在汉献帝建安四年（199），由此可知，在孙权建城江夏山之前二十二年，江南已有夏口之名。

3、甘宁夏口射杀凌操

裴松之注《三国志·甘宁传》援引《吴书》说：“（甘）宁将僮客八百人就刘表……宁观表事势，终必无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祸，欲东入吴。黄祖在夏口，军不得过，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礼之。权讨祖，祖军败奔走，追兵急，宁以善射，将兵在后，射杀校尉凌操（33）。”

《三国志·吴书·凌统传》载：“父操，轻侠有胆气，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及权统军，从讨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锋，轻舟独进，中流矢死。统年十五（34）。……后权复征江夏，统为前锋，与所厚健儿数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数十里。行入右江，斩黄祖将张硕，尽获船人。”

以上二传，均有凌操死于箭矢之事。两相参照，凌操是随孙权讨伐江夏、入夏口时轻舟独进，被甘宁用箭射死的。按《凌统传》所记，当时的长江在夏口一带已有左江与右江之分。所谓右江，即指鹦鹉洲南的江道。

《水经注》载：“江之右岸，当鹦鹉洲南，有江水右迤，谓之驿渚。三月之末，水下通樊口水（35）。”今人潘新藻先生在《武汉建制沿革》注此云：“驿渚，当是鲇鱼口，东南通汤孙湖、纸纺湖。水盛时，由三眼桥、孟家河、东湖坝通梁子湖达樊口（36）。”又引清代罗汝怀《湖南文征》说：“江水自鹦鹉洲右迤出樊口，夹青山在中。青山南有赛湖、梁子湖，首尾皆出相通。此禹时江水所行也（37）。”

樊口，即今鄂州市西山之西、樊水入江之处。赤壁之战前夕，刘备从夏口移驻此地。

依据以上文字，可知大禹时代，长江主泓道原在鹦鹉洲的右侧，随着几千年岁月流逝，江道逐渐左移，鹦鹉洲右侧的江道也随之淤塞。但在北魏郦道元生活的时代，其三月之末，江水尚能下通樊口水。由此可见，在他之前近三百年的东汉末与三国时期，夏口右侧的江道在平常还可以行船。

4、吕蒙凌统董袭于江北沔口大破黄祖

《三国志·吴书·董袭传》载：“建安十三年，权讨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拼榈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42）。”

《三国志·吴主传》载：“十三年春，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

《三国志·吴书·凌统传》载：“引军兼道，水陆并集。时吕蒙败其水军，而统先搏其城，于是大获（41。”

《三国志·吕蒙传》载：“从征黄祖，祖令都督陈就逆以水军出战。蒙勒前锋，亲枭就首，将士乘胜，进攻其城。祖闻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

《三国志·魏书·文聘传》载：“文帝践阼，进爵长安乡侯，假节。与夏侯尚围江陵，使聘别屯沔口，止石梵，自当一队，御贼有功，迁后将军（43）。”

沔口，汉水入长江之处。《尚书·禹贡》载：“汉水南至大别（山）入江。”《明史·地理志》载：“大别山在（汉阳县）城东北，一名翼际山，又名鲁山。汉水自汉川县流入，旧径山南襄河口入江。成化初，于县西郭师口之上决而东，从山北注于大江。”即今之汉口。

以上五条史料，前四者系赤壁之战发生之前的事情，后者是赤壁之战发生后的事情。前者称江北汉水之江处为沔口，后者同样称之为沔口不变，由此推之，东汉三国时期，长江北岸的汉水入江之处称之为沔口，根本就没有夏口的称谓。

综合以上记述，孙权于建安五年因兄长孙策死而继任吴主，其建安八年西伐黄祖正是《凌统传》所说的“及权统军”之时，由此可知，甘宁射杀凌操，时在建安八年，其地点是在江南的夏口。但十三年春大破黄祖屠其城、骑士冯则枭其首的地点则是在江北的沔口一带。

从陈寿的《三国志》与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的史料来看，孙权建城江夏山之前二三十年，江南早有夏口之名，江北仅有沔口的称谓。由此可知，元人胡三省所谓“夏口本在江北，自孙权取对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四、江南夏口的得名与江北夏水无关

自古以来，人们常以为夏口因夏水而得名。事实上，江南夏口的得名与江北夏水毫无关系。

据《国语·周语中·单襄王论陈必亡》里记载，东周定王六年，即公元前601年，单襄公奉周定王之命聘问宋国，尔后借道陈国到楚国聘问。到了陈国境内，单襄公发现正当春耕的黄金时节，陈国的农民却不忙于耕种而被官方调集到夏御叔的府上为夏姬筑台建舍，自忖如此荒废春耕，势必影响当年的收成。当单襄公抵达都城之时，身为周定王的使者，按照礼法《秩官》中的规定，陈国相关部门的官员应该前来迎接，然而单襄公却被冷落在宾馆里，见不到陈国的国君或大臣的拜会。通过了解，方知国君陈灵公和左史孔宁、右史仪行父君臣三人，都戴着南方楚国的冠冕，一起到同宗公孙夏御叔的府上与其妻夏姬通奸去了。单襄王回朝向周定王讲述此事时，史官据实记录，如此荒诞之事随即流传朝野上下。《左传·宣公九年》有“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 的文字即为此事。公元前599年，即鲁宣公十一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三个人在夏府与夏姬同时性爱之后，公开在堂上饮酒作乐时侮辱夏姬之子夏征舒。年方十七八岁的夏征舒因此怀恨在心，躲在马厩里趁陈灵公单独走到室外时，用弓箭将其射死。孔宁与仪行父因此吓得逃亡楚国。当陈灵公的儿子午逃亡晋国之后，夏征舒就以陈宣公的支系曾孙，自立为国君。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的冬季，楚庄王讨伐陈国，事先派人晓谕陈国的贵族：楚军只是讨伐少西氏夏征舒轼君之罪，贵族们不要为他作战。陈国的贵族因此没有抵抗，楚军轻而易举地进入陈国都城，将夏征舒活捉后车裂，事后楚庄王又将陈国作为自己的属县。楚大夫申叔时出使齐国归来后，劝谏楚庄王不要贪婪。庄王善其言，乃迎陈灵公太子午于晋而立之，复封陈国，是为陈成公。为了彰显讨伐夏征舒的这一“义举”，以旌武功，楚庄王决定从陈国每一个乡取一人归楚，安置在楚地的一个江洲上，作为楚国之民，时以陈国的夏氏为名，将其地称之为“夏州”。

《 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述此事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征舒，儇诸栗门，因县陈。陈侯在晋。申叔时使于齐，反，覆命而退。王使让之曰：‘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对曰：‘犹可辞乎？’王曰：‘可哉！’曰：‘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故书曰：‘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书有礼也。”

西晋杜预注《左传》时未将夏州作详细解读，只是说：“州，乡属。”故南朝宋人裴骃在《史记·集解》中批评：“《左传》‘楚庄王伐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而注者不说夏州所在。车胤撰《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数里有洲，名夏州。’‘东有夏州’ 谓此也。”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说夏州：“大江中州也。”

“州” 通“洲”， 字见《说文解字》。此处的“州” 字皆指水中可以居住的陆地，“夏州” 意即“夏洲”。

车胤(约333年-401年)，字武子，南平新洲(今湖南津市)人。东晋大臣。从小家里一贫如洗,但读书却非常用功, 车胤囊萤照读的故事,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激励着后世一代又一代。

裴骃(生卒年不详)，字龙驹，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南朝史学家，裴松之之子，继承家学，博览宏识，官至南中郎参军，以注解史书著称于世。其著作《史记集解》是不朽的史学著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

张守节，生平事迹不详，武则天时代人。

不独如此，梁人刘昭注补注《续汉书·郡国志》荆州南郡“江陵，有津乡” 时也说：“《史记》苏秦说楚威王：‘楚东有夏州。’《左传》楚庄伐陈，乡取一人以归，谓之夏州。今夏口城有洲，名夏口。”

刘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幼清警，通《老》、《庄》义。及长，勤学善属文，外兄江淹早相称赏。梁天监中，累迁中军临川王记室。初，昭伯父肜，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至昭，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后汉》，世称博悉。卒于剡令。集注《后汉》一百三十卷，《幼童传》一卷，文集十卷。   

苏秦(?-前284年)，字季子，雒阳(今河南洛阳)人，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都城纪南城，即今江陵城北十里处。苏秦与楚威王言“楚东有夏州”，即指楚国的东境有夏洲。梁人刘昭认为楚东的夏州即夏口城上数里的江中之洲。“今夏口城有洲，名夏口” 比东晋人车胤的“夏口城上数里有洲，名夏州” 更为直接，在刘昭看来，夏州就是夏口。

 《三国志·关羽传》载：“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裴松之注此援引《蜀记》曰：“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摇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39）。’”

江渚，江中的小洲。《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诗·召南·江有汜》：“江有渚（40）。”

以上《蜀记》中有“及在夏口，飘摇江渚” 的记述，而东晋人车胤撰《桓温集》言：‘夏口城上数里有洲，名夏州。’梁人刘昭更有“今夏口城有洲，名夏口” 的注述 ，此洲即安葬祢衡的鹦鹉洲，换言之，鹦鹉洲的前称就是夏洲，也就是夏口。由此可知，夏口的得名与江北的夏水毫无关系，亦可知三国赤壁之战前夕，无处立足的刘备飘摇江渚，所到的夏口仅是江中的一个沙洲。

五、江津东十余里有中夏州，又二十里，有涌口，二水之间，谓之夏洲，首尾七百里，华容、监利二县皆在其中

南朝宋人盛弘之《荆州记》载：“江津东十余里有中夏州，洲之首，江之汜也，故屈原云：‘径夏首而西浮。’又二十里，有涌口，所谓‘阎遨游涌而逸’。二水之间，谓之夏洲，首尾七百里，华容、监利二县在其中（9）。”

《水经注》云：“江水又东，涌水注之。《春秋左氏传》所谓‘阎遨游涌而逸’者也。二水之间，谓之夏洲。……监利县，晋武帝太康五年立。”又曰：“夏水又东迳监利县南，县土卑下，泽多陂池。西南自州陵迳于云杜、沌阳，为云梦之薮矣。”又云：“江水自龙巢而东，得俞江之北岸，上有小城，故监利县尉治也。”

杨守敬在《水经注疏》卷三十五江水篇云﹕“又东至华容县西，夏水出焉。又东南当华容县，涌水出焉。”

由于古代长江在枝江县东分为南北二派，南为大江正流，北为沱（夏）水（夏水由西向东入沔，沔水得夏水后由北向南进入大江），南江北沱之间的七百里大洲，论者如以北沱（夏）水为江，则此洲可称之为江南，若以南沱为江，此洲当以江北称之，因史家之习惯称谓，并无统一规定，所谓“云”或“梦”，所谓“云梦”合称，所谓“云梦之泽在江南”，所谓云梦泽“缘以大江”，区别即在于此。依据司马迁、班固、许慎、韦昭等西汉三国时期的史家所说，云梦泽的准确方位是在江陵之东，华容县南，缘以大江，东抵汉水（沔水）。简言之，大江与夏水之间为夏洲，云梦泽位于七百里的夏洲间。这个夏洲名为中夏洲，它与靠近江南的（下）夏洲不是一回事。江南夏口的得名与江北的夏水无关。

六、沙羡夏口即鹦鹉洲，正对江北之沔口

以上《三国志·凌统传》中有“右江”之说，《蜀记》中有刘备“及在夏口，飘摇江渚”之辞，《水经注》中有“江水右迤……三月之末，水下通樊口水……江之右岸……有船官浦，历黄鹄矶而西南矣，直鹦鹉洲之下尾” 的描述，南朝梁人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有“落帆黄鹤之浦，藏船鹦鹉之洲” 的文字，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有“江夏县本汉沙羡县地，属江夏郡。鹦鹉洲在县西南二里。……祢衡遇害，亦此地也” 的记述，直至南宋人陆游在《入蜀记》中还有“三十日黎明离鄂州，便风挂帆，沿鹦鹉洲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祢正平被杀处” 的记录，东晋人车胤的“夏口城上数里有洲，名夏州” 的记述更让人深信不疑《晋书·地理志》中“沙羡，有夏口，对沔口，有津” 、《宋书·何尚之传》中“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的记述，而梁人刘昭“今夏口城有洲，名夏口” 的解读可以看成是盖棺定论。

综上所述，孙权筑城于江夏山之前，此地江中之洲早有夏州、夏洲、夏口的称谓。《三国志》与裴注没有一条资料说明夏口的位置曾有过变动，因此，《三国志》言“备走夏口”、“先主至于夏口”均指到江南鹦鹉洲江夏山一带。然则言“走夏口”、至于“夏口”而不言“进驻夏口”，足见刘备在夏口逗留的时间很短。周瑜在柴桑曾有“进驻夏口” 的打算，但尚未抵达夏口就与曹操“遇于赤壁”。 夏口与夏口城不同。夏口城是赤壁之战后孙权于黄武二年为了保卫夏口在江夏山（俗称蛇山）依山就势所筑建的城墙，当时在城的西南临江的黄鹄矶上盖了一座哨楼，这就是最初的黄鹤楼。夏口则是指江中可以居住的洲渚，夏口的得名是因楚庄王伐陈车裂弑君自立的夏征舒之后，将陈国的少数人迁徙于此定居，并以“夏州”为名以旌武功。州通洲，由于夏洲在大江之中，其洲头为水口，故又以夏口为名。当汉献帝建安年间江夏太守黄祖将祢衡斩杀安葬于此，后人便以鹦鹉洲为称，夏口作为洲名日渐被人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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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页。

（2）同（1）第878页。

（3）同（1）第915页。

（4）同（1）第1262页。

（5）同（1）第1283—1284页。

（6）同（1）第1206页。

（7）同（1）第1154页。

（8）同（1）第1172—1173页。

（9）同（1）第1209页。

（10）同（1）第752页。

（11）唐太宗撰《晋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二十五史》缩印本·二，第1249页。

（1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43页。

（13）宋范晔撰，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二十五史》缩印本，第254页。

（14）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29页。

（15）同（14）第1129—1230页。

（16）同（11）第1295页。

（17）梁沈约《宋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二十五史》缩印本·三，第33页。

（18）梁萧子显《南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二十五史》缩印本·三，第33页。

（1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573《水经注》。

（20）同（13）第254页。

（21）同（12）第643页。

（22）、（23）宋司马光、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纪五十七·献帝建安十三年，第2090—2091页。

（24）同（1）第311页。

（25）同（13）第274页。

（26）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573《水经注》。

（27）梁庾信《哀江南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历代辞赋选》第319页。

（28）、（29）同（12）。

（30）南宋陆游《入蜀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历代小说笔记选》宋·第二册，第251页。

（31、（32）同（1）第1108页。

（33）同（1）第1292页。

（34）同（1）第1296页。

（35）、（36）、（37）潘新藻《武汉市建制沿革》。

（38）同（1）第1116页。

（39）同（1）第940页。

（40）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缩印《辞海》第960页。

（41）同（1）第1296页。

（42）同（1）第1291页。

（43）同（1）第539页。

（44）樊口即樊水入江之口，与黄州赤壁隔江相对。虞溥《江表传》有文字记载，赤壁之战前夕，刘备屯兵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