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黄州城的鼻祖西阳城辨疑

在《邾城探源》一节中，我们提到了东晋时代的豫州刺史毛宝与西阳太守樊俊率军共守邾城一事。依前所述，豫州州治侨置邾城是因为东晋北方国土尽为后赵所有，豫州的郡县无法在原地立足所致。那么西阳太守樊俊为何与豫州刺史毛宝共守一城？西阳城与黄州之间又存在着一种什么关系呢？为了理顺以上问题，我们将历史上的西阳城细化为六个部分，逐一考证。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西阳

西阳作为地名见于史籍之中，最早可上溯到公元前489年前的楚惠王时代。据南宋人薛尚功的《钟鼎款识》记载，当时在安陆出土了两口钟，钟上俱有铭文，其一为：“唯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阳。楚王韵章作曾侯乙宗彝，置之于西阳。”其二为：“作曾侯乙宗彝，寘之于西阳。”薛尚功还在《古器物铭》中记述说：“唯王五十六祀，楚王韵章。”由于楚国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又名熊章，故薛尚功记录的两钟，历代的考古学家都认定是楚惠王所铸。楚惠王五十七年，即公元前431年。

1978年夏月，湖北省博物馆文物队于随县擂鼓墩发掘曾侯乙墓。据其考古报告，从墓中得到了一口镈钟，钟上有铭文三十一字，与薛尚功记载的铭文基本一致，惟“徙自西阳”作“返自西阳”；“置之西阳”作“寞之西阳”；“韵章”作“酓章”，铭文尾有“其永时用享”五字。“徙”作“返”与“寘”作“寞”，笔者怀疑是今人识读之误。出土镈钟上的铭文，专家释为：“楚惠王五十六年，从西阳得曾侯乙讣告，惠王作祭器，在西阳祭奠。”

曾侯乙（？-前433年）姬姓，名乙。随都人，战国初曾（随）国国君。世服于楚。死后葬于今随州市擂鼓墩。吴楚柏举之役，伍子胥引吴师入郢，楚昭王奔随，随有护救之功。楚惠王在西阳铸造宗彝祭祀曾侯乙，有感恩报德之意。

不管是南宋人薛尚功的记载还是今人的考古发现，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史实，那就是在楚国的境内有一个叫西阳的地方，战国时期的楚惠王曾在此铸造宗彝祭奠曾国君主曾侯乙。

二、汉魏时代的西阳城

两汉时期，西阳隶属荆州江夏郡。据汉人班固《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西阳在当时系江夏郡的十四县之一。后汉基本沿袭前汉，西阳城仍为江夏郡十四城之一。与西阳相近的县城有邾、西陵、轪、蕲春等。

有关西阳的史事，史书中亦有记载。如《后汉书·马武传》记载了马武少时避仇，客居江夏。王莽末年，竟陵、西阳三老起兵于郡界，马武前往从之，后入绿林中，遂与汉军合。又如《任隗传》记载任隗“永元四年甍，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为步兵校尉，徙封西阳侯”。 

三国时期，曹魏占据中原，有州十二，西阳始为魏所有，作为豫州弋阳郡属地。

据《三国志·魏书·贾逵传》中记载，太和二年（228年），明帝曹睿曾使贾逵督前将军满宠、东莞太守胡质等四军从西阳直向东关。《三国志·魏书·满宠传》还记载说：“太和二年，领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称吴大严，扬声欲诣江北猎，孙权欲自出，宠度必袭西阳而为之备，权闻之，退还。”将《满宠传》以上文字译成白话，就是说太和二年，满宠担任豫州刺史。次年的春天，有从东吴来投降的人说东吴正在整理行装，扬言准备进攻江北，而且孙权打算亲自出马。满宠得知此事，认为孙权一定会突袭西阳，便作好了应战的准备。孙权听说满宠已有防备，便放弃了原来的想法。以上“降人称吴大严，扬声欲诣江北猎”的文字，表明西阳位于长江之北，与江南吴都武昌一江之隔。

关于东晋西阳太守樊俊为何与豫州刺史毛宝共守邾城的问题，追根寻源，话就得从三国时期太和三年（229年）的这件事说起，原因是从这一年开始，西阳城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据史书记载，豫州弋阳郡是曹魏分割荆州江夏郡与豫州汝南郡所置，领西阳、西陵、邾等七县，郡治西阳。三国时期，孙权于黄初二年（221年）自公安迁鄂，改鄂县名为武昌。由于武昌与西阳城仅一江之隔，西阳城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且成为东吴的眼中钉。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身为豫州的最高长官满宠审时度势，认为西阳城最终难避孙权的掠夺，毅然决定将西阳城的军民向北方迁徙到今河南光山一带。汉魏时期的西阳城与邾城相近，彼此之间互为照应，当西阳城迁徙到河南光山之后，东吴将眼光又盯住了邾城。公元232年，即太和六年，吴主孙权率兵攻克邾城，并派陆逊将三万精兵驻守，被满宠放弃的西阳城亦落于东吴之手。自此，魏之弋阳郡，归吴所有。

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黄州的沿革之下说：“二汉为江夏郡西陵县地。魏为重镇，文帝黄初中，吴先扬言欲畋江北，豫州刺史满宠度其必袭西阳，遂先为之备。权闻之，寻亦退还。后吴克邾城，使陆逊以三万人城而守之。”

汉魏时期的西阳城位于何地？依据《三国志·魏书·满宠传》《元和郡县志》的以上记载，可知西阳与江南的武昌（今鄂州市）隔江相对。然其准确的地点，地理志书的记载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黄州黄冈县下记述说：“西阳故城，在县东南一百三十里。汉县也，属江夏郡。”但在光州的沿革下，李吉甫又言：“在秦属九江郡，在汉为西阳，属江夏郡。……光山县，本汉西阳地，属江夏郡。魏属弋阳郡。”

北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光州下记述说：“是秦属九江郡。汉为西阳县，属江夏郡。魏分置弋阳郡。……光山县，本汉西阳县，属江夏郡。魏属弋阳郡。……故西阳城，在（光山）县西二十里。《汉书·地理志》云西阳县属江夏郡。魏属弋阳。”

南宋人祝穆在《新编方舆胜览》光州建置沿革下记述说：“秦属九江郡。汉属汝南郡之弋阳国及期思县、江夏郡之西阳县及轪县。东汉兼属固始侯国。魏置弋阳郡。”

以上唐人李吉甫一边说汉代的西阳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一百三十里，一边又说光州光山县在汉为西阳地，属江夏郡。给人的感觉是西阳故城在黄冈，而光州、光山乃江夏郡西阳县的辖地。北宋人乐史认为光州光山县在汉为西阳县，属江夏郡，故西阳城在光山县西二十里。南宋人祝穆则认为曹魏时代的弋阳郡是在光州。而光州在汉代一半属于汝南郡弋阳国及期思县的属地，一半属于江夏郡西阳县及轪县的辖地。

以上是历代全国地理总志的记述。

明弘治十四年《黄州府志》卷之一“古迹”门下记述说：“西阳城，古《郡县志》云：‘黄州，魏为重镇，黄初中吴先扬言欲畋江北，豫州刺史满宠度其必袭西阳，先为之备。孙权闻之，退还。西阳故城，在黄冈县东南一百三十里。’《舆地广记》：‘黄冈，本汉西陵县地，汉县，属江夏。’见《玉海》。”

明代万历《黄冈县志》记述说：“西阳城，在县东南三十里，汉旧县，属江夏郡。魏为重镇。太和中吴扬言欲田江北，豫州刺史满宠度其必袭西阳，先为之备。孙权闻之，遂还。晋为弋阳郡，即此。”

清代乾隆《黄冈县志》除有以上记述之外，另强调“《黄州府志》以今治东南有孙家觜，枕山面河，形势足据，巴水经其下，旧名西阳河，与《水经》合，疑即其处。”

从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书《黄州府志》与《黄冈县志》的记载来看，巴水下游有西阳河之名，今日黄州城区东南三十里的孙家觜即汉魏时期的西阳城之所在。孙家觜是从长江进入巴河后的第一个集镇。镇东有巴河之险，镇北有霸城山，历来是兵家设防之地，亦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

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新编方舆胜览》以上的记述进行比较甄别，结合黄州、黄冈县地方志书的记载，汉魏时代的西阳故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三十里的孙家觜，位于巴河之西。

三、西晋时代的西阳城

西晋太康十年（289年），汝南王司马亮的儿子司马羕被封为西阳公。永熙元年（290年），进爵为王，西阳由县晋升为西阳王国，仍隶属豫州。元康初年（291年），身为西阳王的司马羕，以长沙王司马乂之党废为庶人。不久，惠帝司马衷回到洛阳，仍恢复司马羕的封号，并将汝南、期思、西陵之地加封于他，以扩大其国土。晋怀帝司马炽即位之后，于永嘉元年（307年）又将邾、蕲春二县加封给司马羕。

依前所述，西阳与邾、蕲春相近。作为西阳的毗邻之县邾与蕲春为何迟到十几年后才加封于西阳王呢？原因一个，那就是西阳王的国都西阳城此时期并不在今日黄冈境内，那么西晋的西阳城位于何地呢？

《晋书·地理志》载：“（豫州）弋阳郡，魏置，统县七：西阳（故弦子国）、轪、蕲春、邾、西陵、期思、弋阳。”

《宋书·州郡志》卷三七“西阳太守”条下云：“本县名，二汉属江夏，魏立弋阳郡，又属焉。晋惠帝又分弋阳为西阳国，属豫州。”

北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光州沿革下说：“魏分置弋阳郡。晋元康末分弋阳为西阳郡，历东晋、齐、梁，皆为弋阳郡理。……故西阳城，在（光山）县西二十里。《汉书·地理志》云西阳县属江夏郡。魏属弋阳。晋太康十年封汝南王亮子羕为西阳公。惠帝改封西阳郡王居此县。永嘉乱后，县并移置故邾城上流五里，其城遂废。”但在黄州沿革下，乐史又说：“晋为西阳国。”

北魏郦道元注《水经·淮水》时说：“黄水又东径晋西阳城南，又东径光城南，南光城郡治。又东北径高城南，故弦国也。又东北径弋阳郡……黄水又东北入于淮，谓之黄口。”

“黄水又东径晋西阳城南”，郦道元的以上记述说得清楚明白，即位于黄水之侧的西阳城就是晋代的西阳城。

将郦道元、乐史以及《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以上的记述综合分析，即可知黄水之侧的西阳城是西晋时代的西阳城。但在“永嘉之乱”后，西阳城的位置又发生了变化，即移置于故邾城附近。“其城遂废”，指的是西晋时代的西阳城。

四、东晋时期的西阳城

西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期间，政治腐败，八王争夺政权的战争更使国民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利用各族人民反抗起义的时机，起兵离石（今属山西），国号汉。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其子刘聪继位。次年，刘聪遣石勒歼灭晋军十余万于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俘杀太尉王衍等人。同年，刘聪又派刘曜率兵攻破洛阳，俘获晋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这就是导致西晋灭亡的“永嘉之乱”。

西晋灭亡之后，司马睿于公元317年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市）重建政权，号为元帝，史称东晋。

东晋咸和元年（326年），西阳郡王司马羕因事被成帝司马衍降为弋阳县公，但仍治光山。咸和三年（328年），苏峻发动叛乱，司马羕依附苏峻与朝廷作对。咸和四年苏峻叛乱平息，司马羕作为帮凶被赐死。弋阳县公既亡，西阳王国亦随之废除。

咸和四年（329年），前赵被后赵所灭，东晋成帝司马衍鉴于中原之地尽为后赵所有，而豫州的西阳、弋阳相继落入石勒之后，便将豫州州治南迁，侨置于江淮之间的邾城。接着，成帝分割荆州的江夏郡重置西阳郡，由宰相庾亮之弟、建威将军庾翼担任西阳太守，原豫州西阳郡的军民亦随郡治的南迁又回到滨江之邾城附近安家落户。

东晋将西阳郡治南迁，并没有回到汉魏时期孙家觜的西阳故城，因其故城在西晋近百年间早已废弃。那么东晋的西阳城于何地呢？

郦道元在《水经注》“江水又东径邾县故城南”条下先说“江水右得樊口”，紧接着说：“江水又左径赤鼻山南，山临侧江川。又东径西阳郡南，郡治即西阳县也。《晋书地道记》以为弦子国也。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旧樊楚地。”

赤鼻山即今黄州赤壁。郦道元在记述西阳郡之后，又紧接着记述与赤鼻山隔江相对的景物，即“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旧樊楚地”，按此前后的记述，可知西阳郡治西阳县城位于赤鼻山的南边，与鄂县故城隔江相对。

按，《晋书地道记》的作者王隐是东晋人，太兴初年（318年）召为著作郎，撰有《晋史》。

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述邾城与西阳城时说：“故邾城，在（黄冈）县东南一百二十里，古邾国也，后为楚所灭，汉以为县。西阳故城，在（黄冈）县东南一百三十里，汉县也，属江夏郡。”

考李吉甫生活的年代，黄州州治与黄冈县治俱在南安城，即今武汉市新洲区城关镇，其笔下的故邾城即黄州城西北的女王城（新洲城关镇至故邾城一百二十里）。李吉甫笔下的西阳故城即今黄州城，因西阳故城与故邾城相距十余里，故言在黄冈县东南一百三十里。邾城、西阳城皆在唐黄州治所（今新洲城关镇）的东南。

唐代天宝年间的进士、文学家元结于代宗宝应元年至二年（762-763年）时隐居樊上（今鄂州市区）著书自娱，并躬耕西阳城。其《西阳城》诗说：“江北有大洲，洲上堪力耕。此中宜五谷，不及西阳城。城畔有野桑，城中多古荒。衣食可力求，此时何所望。”又云：“将牛何处去，耕彼西阳城。”身在江南樊山的元结能到江北西阳城躬耕，这个西阳城必定离樊口不远。元结躬耕的古西阳城即东晋时代的西阳城遗址，所在位置与《水经注》合，即今黄州城所在地。

除郦道元、元结、李吉甫的记述之外，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光州光山“故西阳城”下也记述过：“永嘉乱后，县并移置故邾城上流五里，其城遂废。”按，故邾城指今禹王城。“上流五里”应为“下流五里”，疑其笔误，因邾城上流五里自古以来无城，故《湖北通志》纠正说在“邾城下”。

《晋书·地理志》载：“永嘉之乱，豫州沦没石氏。元帝渡江，以春谷县侨立襄城郡及繁昌县。成帝乃侨立豫州于江淮。”

东晋将西阳郡往南迁回长江北岸边，因是白手起家，城池的修筑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期间，西阳太守庾翼便在邾城寄寓。《晋书·庾翼传》记述这件事时，说他“抚和百姓，甚得欢心”，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老百姓对西阳郡南迁长江边是拥护的。不久，樊俊接替庾翼为西阳太守，仍与豫州刺史毛宝共守邾城，最终被后赵攻破。

南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黄州沿革下记述说：“晋惠帝分弋阳为西阳国，属豫州，封子弟为王。晋弋阳郡下有西阳县及邾县。东晋以樊峻为西阳太守，毛宝为豫州刺史，治邾城。”

东晋将豫州西阳郡治从光山南迁到长江之滨的古邾城之下游，即为了远避后赵石勒的侵略。

邾城被后赵的军队毁坏之后，西阳城迅速发展起来。当东晋将江北失地收复，朝廷重新设置西阳郡时，郡治西阳城，领邾、西陵、蕲春三县，仍隶属豫州，今黄冈市大部分地域都在西阳郡的辖区之内。东晋重新设置的西阳郡所辖县没有西阳，即可知西阳城为新筑之城。

五、南北朝时期的梁、陈之际，江南江北两西阳

据史书记载，东晋时代的西阳城在南北朝时期的刘宋时代，位置虽然不变，但隶属关系经常变动。到了萧齐时代，朝廷分西阳为齐安郡，郡治南安（今武汉市新洲区城关镇）。西阳郡治的位置不变。

《宋书·州郡志》卷三七“西阳太守”条下说：“宋孝武孝建六年，度郢州。明帝太始五年，又度豫，后又还郢。《永初郡国》、何、徐并有弋阳县。今领县十：西阳……西陵……孝宁……蕲阳……义安……蕲水……东安……建宁……希水左县……阳城左县。”

按，《宋书·州郡志》西阳郡下有西阳县，但无邾县，说明邾县已被西阳县取代。

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黄州的沿革中说：“至晋为西阳国，封子弟为王。萧齐于此置齐安郡。”

北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与南宋人祝穆的《新编方舆纪览》在黄州沿革下皆说：“晋为西阳国，宋为西阳郡。萧齐分西阳为齐安郡。”

南宋绍兴年间，武昌县令薛季宣因敬慕苏东坡的高风亮节，每次到黄州都要虔诚礼拜东坡遗址。一日作《步抵东坡，登舟返石门》诗寄怀：“为到西阳城，侘傺东坡上。旧址就荒芜，山川写心匠。”文字表明，宋代的黄州城即东晋时代的西阳城。

《大清一统志》在黄州府的建制沿革中沿袭此说：“晋为西阳国，宋为西阳郡。齐又分置齐安郡。”

梁代自“侯景之乱”后，江北的境土尽被北齐、西魏所占有。迫于无奈，梁王朝不得不忍痛割地，上自巴陵下至建康，与北齐、西魏划江为界，隔江而治。

《梁书·太宗十一王传》载太宗子大钧，大宝元年（550年）封西阳王。按，大宝元年，西阳郡仍为梁王朝所有。

北齐天保三年，即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文宣帝高洋置衡州于齐安郡内，又在西阳郡巴水一带置巴州，领弋阳、西阳、边城三郡。当时的西阳郡领西阳、西陵等七县。（《大明一统名胜志》说：“巴州者，以县东巴水为名。”）

与此同时，与北齐隔江而治的梁元帝将西阳郡治侨置于江南，领西阳、西陵二县，隶属郢州。梁元帝将西阳郡治侨置于江南的理由，是因为梁代的西阳王国拥有江北与江南的西阳、武昌二郡，当西阳王萧天均被侯景杀害之后，江北的西阳国土亦归北齐所有，在江南设置西阳郡、西阳县、西陵县，显然是为了求得心理上的平衡。那么，梁末江南的西阳郡治位于何地呢？

北魏人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大江右岸有厌里口、安乐逋。从此至武昌，尚方作部，诸屯相接，枕带长江。又东得桑步，步下有章浦，本西阳郡治，今悉荒芜。……江水又东径西陵县故城南，《史记》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江之右岸有黄石山，水径其北，即黄石矶也。一名石茨圻，有西陵县，县北则三洲也。山连延江侧，东山偏高，谓之西塞。”按照以上记述，西阳郡治在安乐逋下游的章浦，西陵县故城又在西阳郡治章浦之下，即今黄石港一带。

梁王朝在江北境地未失之前，曾在今麻城境内的义阳郡中置信安县与北西阳县，史书中有明文记载，但为何置北西阳县？史书未加说明。

《隋书·地理志》在永安郡麻城县下记述说：“梁置信安，又有北西阳县。陈废北西阳，置定州。后周改州曰亭州，又有建宁、阴平、定城三郡。开皇初，州郡并废，十八年县改名焉。”

《隋书·地理志》的以上记载，表明北西阳县始于梁，废于陈。那么，北西阳县城位于何地呢？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北西阳县，在麻城县西北。”在西阳县上冠以“北”字，显然是为了与侨置于江南的西阳郡、西阳县相区别。

北西阳县从立县到废除仅十多年的时间，其间在梁代隶属北江州，在齐时隶属湘州的义阳郡，至北齐改湘州为北江州，仍领梁安、永安、义阳三都，北西阳县隶属义阳郡。

六、陈太建七年，西阳郡治迁移保城

据《周书·邵文颢传》记载，北周明帝宇文毓武成初年，即陈武帝永定三年（559年），豳国公宇文导之子被封为西阳公。

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将陈安成王陈顼送归于陈，陈文帝以黔中地及鲁山郡作为交换条件，陈废鲁山郡以鲁山县隶属西阳郡。西阳郡领西阳、鲁山二县，隶属郢州。西阳县治在今黄州城内，鲁山县即今汉阳县。

陈宣帝太建五年（573年）秋七月，北齐控制的南司州齐安郡降陈。齐安郡领齐安、始安、南安、义城、义昌、义安六县，皆在今新洲、黄冈、罗田境内。当年九月，西阳太守周炅率陈军自西阳城大举反攻，相继攻克巴州城、齐昌城，接着又攻克黄城镇，并以黄城镇为南司州治所，江北失地复归于陈。

陈太建七年（575年）八月壬寅，宣帝陈顼将西阳郡治迁移至保城，保城位于今黄陂县境内。西阳郡治迁移保城之后，其政治中心随之转移，北西阳县亦在此时废除。

北周静帝大象元年（579年），杞国公宇文亮攻克黄城镇，南定、北光、衡、巴四州随之为北周所有。北周平定江北之后，又置弋州，统西阳、弋阳、边城三郡。隋开皇初年（581年），州郡并废。

陈后主至德元年，即隋开皇三年（583年），后主陈叔宝将高宗第二十三子陈叔穆封为西阳王。西阳王国都城当时位于保城。

隋开皇九年（589年），文帝杨坚灭陈。

隋王朝一统天下，战争减少，黄陂西阳郡治在军事上的战略意义与政治地位下降，此后又被永安郡、齐安郡、黄州诸称谓取代，“西阳”一名日渐湮没无闻。

七、结语

    清乾隆十四年的《黄州府志》在“地理志·古迹”下记述说：“西阳废城，在府治东南。《晋书·地理志》：汉县，古弦子国。三国魏弋阳郡。晋为西阳郡。《水经》江水‘迳西阳郡治南，郡治即西阳县’是也。又云‘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按鄂县即今武昌县，则西阳旧郡虽遗堞无存，其地可想而知也。今治东南三十里有孙家觜，枕山面河，形势足据，巴水经其下，旧名西阳河，殆其故址欤。故高齐于西阳郡立巴州，盖据巴水以立名也；于齐安郡立衡州，据吴芮为衡山王立名也。”

    乾隆《黄州府志》以上的记述，有其独到之处，遗憾的是，修志者将汉魏时代的西阳城、东晋时代的西阳城以及陈朝的西阳城混为一谈了。东晋时代的西阳城在赤鼻山之南，“（江水）又东径西阳郡南，郡治即西阳县也”，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述十分明白。汉魏时代的西阳城在孙家觜，南北朝时代的陈朝，西阳郡治在黄陂保城。

    西阳城作为郡治、县治或王国之都，在春秋战国至隋王朝统一中国的一千余年中，曾经北迁南移。无论是在巴河口之西还是在河南光山，也不管是在今黄冈市内，抑或今江南黄石港上下，还是在黄陂保城，西阳在政治、军事上始终处于重要地位。特别是自东晋咸和四年（329年）至陈太建七年（575年）的二百四十六年中，座落在今日黄州城址之上的西阳城，扼长江中游水道，居南朝统治中心，每逢政局动荡、朝廷更迭之际，双方都要在西阳城一带进行殊死较量。因此，西阳城被各方视为势在必得的战略重镇，其间有过辉煌，也有过衰落。在中华的历史画卷中，西阳具有不可磨灭的重彩之笔，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令人掩卷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