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邾城

汉人桑钦在《水经·江水篇》中记述：“（江水）又东过邾县南，鄂县北。又东过蕲春县南，蕲水从北东注之。”《晋太康地记》称“楚灭邾，迁其人于江南，因名县也。”晋人王隐在《晋书·地道记》中：“楚灭邾，徙其君此城。”北魏人郦道元注《水经》卷三十五“（江水）又东过邾县南”说：“江水又东径邾县故城南，楚宣王灭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汉高帝元年，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都此。晋咸和中，庾翼为西阳太守，分江夏立。咸康四年，豫州刺史毛宝、西阳太守樊俊共镇之，为石虎将张格度所陷，自尔丘墟焉。城南对芦洲……”

郦道元笔下的邾县故城，与江南的芦洲（即今得胜洲）南北相对，位于今黄州城区西北，隋唐时代称之为“永安城”， 宋人以为楚王城，俗呼“女王城”。民国时期，借“禹”与“女”之谐音，取怀念大禹治水之意，改为禹王城。今为黄州区禹王乡。

一、黄州城西北一百二十里的新州城并非古邾城

颇有意思的是，明清时代的《黄州府志》《黄冈县志》的编纂者因《水经》与《水经注》以上的文字既有江水“又东过邾县南”的记述，又有“江水又东径邾县故城南”的文字，有人以为邾县与邾县故城系两个不同的地点，也有人全盘否定郦道元的说法，认为邾城不与芦洲相对，黄州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的新洲城即其故址。

首先说全盘否定郦道元之说的。

明代弘治十四年的《黄州府志》在“古迹”门下记述说：“邾城，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楚宣王伐邾，俘其民徙其君居此，故名。汉衡山王吴芮尝都之。赤乌二年八月，陆逊筑。今名旧州城，俗又呼新州城。”

明万历三十六年的《黄冈县志》在古迹门下也记述说：“邾子城，在县西北百二十里，楚宣王伐邾，俘其民徙其君居此，故名。汉衡山王吴芮尝都之。吴赤乌二年，陆逊筑城，今遗址尚在，名旧州城，俗呼新州城。古有文王庙，祀芮及其将列侯梅鋗。今废。”按，清康熙二十四年的《黄州府志》与此记述相同，唯“在县西北”作“在县西”，俗呼“新洲城”，无“城”字。

以上明弘治《黄州府志》、万历《黄冈县志》与清代康熙《黄州府志》的记述，即全盘否定北魏人郦道元邾城与芦洲隔江南北相对的说法。

再说以为邾县与邾县故城为两个城池者。

清乾隆十四年的《黄州府志》在“古迹”门下的记述与以上的说法则有所不同：“邾城有二，一为邾县故城，在今府治西北十里，楚宣王迁邾君居此，故名。《水经》云‘江水迳邾县故城南’是也。一为邾县，汉置，在今府治西北百二十里，吴芮为衡山王都此。《水经》‘江水过邾县南’是也。刘宋改南安县，隋改黄冈，为黄州治。唐中和初，迁州治于江滨，而邾县为旧州，故唐萧德言《括地志》云‘邾城在黄州东南百二十里’，立乎旧州，以指故邾也。《一统志》‘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立乎明代之黄州，以指邾县也。”按，清光绪十年的《黄州府志》其记述与此相同。

清乾隆五十四年的《黄冈县志》在“古迹”门下也记述说：“邾县故城，在县西北十里。楚迁邾子于此，故谓之邾。俱详‘沿革’及‘兵事’内。邾城，在县西北百二十里，汉邾县也。《旧志》：吴赤乌二年，陆逊筑城，今遗址尚在。《府志》：邾城有二，一为邾县故城，一为汉邾县。唐萧德言《括地志》云邾城在黄州东南百二十里者，立乎旧州，以指故邾也。《明一统志》云邾城在府城西北百二十里者，立乎明代之黄州，以指汉县也。旧州即汉邾县地，说见‘沿革’。”

按，《旧志》，指明万历三十六年的《黄冈县志》。《府志》，指清乾隆十四年的《黄州府志》。

清道光二十八年的《黄冈县志》在“古迹”门下记述说：“邾县故城，今城北一十里。按，《地道记》：楚灭邾，徙其君居此。《水经注》：晋咸和中庾翼为西阳太守，分江夏立。《宋书·州郡志》：晋咸康四年，毛宝为南豫州刺史，治邾城（按，此时以西阳为豫州治）。唐《括地志》：在黄州东南一百二十里。盖立乎旧州，以指故邾也。《通典》：邾城临江，与武昌相对。宋《寰宇记》：黄州，唐中和五年移于旧邾城。并见‘沿革’及‘兵事’内。明顾景星《邾城蚤发》诗，有‘水砦自前朝，湫隘屡曲折。邾君昔徙此，苦遭强楚灭’之句。邾县城，今城西北一百二十里，称新州，即旧州地。按，《汉书》高帝三年，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都邾。汉因置县。三国黄祖使甘宁为邾长。吴赤乌四年，陆逊尝以三万人戍邾。城之遗址尚存。《地理通释》：‘今蕲、舒、黄三州有大山，绵亘八百里，俗呼为西山，邾城在山之南。’所云西山，今不知何指。《明一统志》：邾城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本汉邾县，亦称邾城。刘宋之南安县，萧齐之齐安郡，隋及唐中和前之黄冈县，皆此地。城有八景，一曰城南烟树，二曰四顾云台，三曰龙潭夜月，四曰化乐晓钟，五曰崎山叠翠，六曰义井清泉，七曰凤台夕照，八曰鱼浦秋风。市有碑，曰‘古南安’。” 按，清光绪八年的《黄冈县志》与此记述相同。

清乾隆、道光、光绪年间的《黄州府志》《黄冈县志》以上的说法，皆有折衷的含义，即将今日的禹王城当作被楚宣王迁徙的邾国君民居住之地，即邾县故城，将黄州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的旧州（今新洲城关镇）当作汉代的邾县城。

问题是，汉代的邾县城真的是在宋元明清时代的黄州城西北一百二十里么？历史上在明清时代的黄冈县境内又真的有两个邾城共存么？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将郦道元笔下的邾县故城与《水经》中的邾县到底是什么关系理顺。

《水经》系汉人桑钦所撰，载水流一百三十七条。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扩增水流为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其中沿流之山陵水泽，城池关隘，名胜古迹，莫不备览。以上“（江水）又东过邾县南” 系《水经》原文，它的内涵是说江水从邾县的南边经过。这个邾县是指汉代江夏郡十四县之一的邾县，邾县的县治即郦道元《水经注》中所提到的邾县故城。《后汉书·郡国志》中载“江夏郡，城十四”而不说“县十四”即可佐证。邾城滨临大江，其地域呈折扇形状向东、西、北三方辐射分布着，其南则以大江为限，故《水经》云江水“又东过邾县南”。与之相似之处，《水经》紧接上文尚有江水径“鄂县北”的字样。鄂县即今鄂州市。鄂县县治亦滨临大江，因其县境地域亦呈折扇形状向东西南三方辐射，又因长江位于县北，故有江水径“鄂县北”之说。言“鄂县北”绝不是说除了鄂县县治之外还有另一个鄂县城址，这即是“邾县南”不是说邾城在新洲最有力的直接证据。

为什么郦道元将邾城说成是“邾县故城”呢？理由很简单，因曾在汉、晋时代为县治的邾城已在东晋咸康五年焚毁，仅存遗址，而北魏时期没有设置邾县，郦道元将已经成为废墟的遗址称之为“邾县故城”是合乎情理的。

二、将新州城作为古邾城始于南宋人厉居正

事实上，指今日新洲城关镇为古邾城并非明清人首创。786年前的南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黄州古迹“古邾城”条下记述说：“《齐安志》云：‘黄人伐邾，俘其民，徙其君于黄之故墟，筑城居之，号曰邾城。今在黄冈西北一百二十里。’……旧州城，《齐安志》云：‘旧为齐安镇，又曰古邾城。’……女王城，《齐安志》云：‘初，春申君相楚，受淮北十二县之封，以其地介于蕲春、申、息之间，故曰春申。今之女王城，盖昔之楚王城之讹耳。’”

按，《齐安志》，南宋人厉居正撰。清光绪十年《黄州府志》卷之三十五“附录”门下记述说：“《齐安志》，二十卷，厉居正撰（《宋史·艺文志》）。郡守吕昭问俾教授厉居正重修，时庆元己未也（《书录解题》）。按，郡守吕昭问，见《湖北通志·艺文志》。《王志·秩官表》作李昭问。”庆元己未，即庆元五年，也就是公元1199年。《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宝庆三年（1227）。

厉居正、王象之生活的时代，黄州治所、黄冈县署皆在赤壁山南，与武昌西山隔江斜对，地处女王城之西十五里。厉居正“旧州城……旧为齐安镇，又曰古邾城”，“古邾城，今在黄冈西北一百二十里”之说，与郦道元的说法绝不相同。

是郦道元所说合乎史实，还是厉居正的说法正确，笔者以为汉晋时代的史书，我们有必要进行认真地研读。

《左传》载: “鲁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公曰: ‘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君，以利民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 ’公曰: ‘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 ’ ” 意思是说，如果迁都有利于民众，那么也就有利于我。上天生育了民众然后为他们树立了国君，国君则应当为民众的利益着想。民众得利，实际上就是国君得利。群臣劝谏说：还是不迁都的好，这样国君您可以获得长寿。邾文公回答说：“国君活着，就要为民众服务。生命的长短，与时命有关。如果迁都有利于百姓，这是一件非常吉利的事情。”邾文公为邾国十四世国君。史载邾文公迁都峄山之阳四个月后病卒，“利于民而不利于君” 不为虚言。

汉人班固在《汉书·地理志》记述：“鲁国，故秦薛郡，高后元年为鲁国……县六：鲁……卞……汶阳……藩……驺……薛……。”唐人颜师古注驺县曰：“故邾国，曹姓，二十九世为楚所灭，峄山在北。莽曰‘驺亭’。应劭曰‘邾文公卜迁於峄者也’。音驿。”

汉人赵歧在《孟子题辞》中说：“邾国，至孟子时，鲁穆公改曰邹。……邹，本春秋邾子之国……为楚所并。”

《后汉书·志第二十·郡国二》载：“鲁国(秦薛郡，高后改。本属徐州，光武改属豫州)，六城……驺，本邾国。” 梁人刘昭注“驺，本邾国” 说：“有驺山，高五里，秦始皇刻石焉。刘荟《驺山记》曰：‘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城东门外有韦贤墓，北有绎山。《左传》文十三年邾迁於绎。’”

罗泌《路史》卷八载：“小朱十四世而朱二十有九世，灭于楚，封其君为钜鹿侯。”朱即邾。

根据以上《左传》《孟子题辞》《史记》《汉书》《后汉书》《路史》等古籍的记载：邾国始封于西周，至十四世邾文公十三年（前614年）始迁于峄，至二十九世为楚所灭。邾国灭亡，其国君以钜鹿侯迁居楚地，仍号为邾城 。秦于故邾国境置邹县，属薛郡，汉为鲁国的属县。

《史记·高祖纪》载：“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索隐》曰：“《太康地理志》云：‘楚灭邾，迁其人于江南，因名县也。’”

按，《太康地理志》，一名《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武帝时代人撰写，比北魏郦道元生活的年代要早得多。晋太康三年，即公元282年。又，此处的江南，指淮水之南。淮水古代为四渎之一，故古人亦称其为江。

《史记·楚世家第十项羽纪》载：“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唐人张守节《正义》说：“《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一百二十一里。《史记》云邾子，曹姓也。’”按，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中辑有流传到日本得以保存的唐代写本《史记·陈杞世家》的佚文：“《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一百二十一里。”唐人杜佑在《通典·州郡门》黄州下记述：“今郡东南百二十里，临江与武昌相对有邾城。”该书一百七十一卷还有“邾城，今齐安郡东。西界临江，与江夏郡武昌相对” 的诠释。郡指齐安郡，黄州的前称。

以上《高祖纪》与《项羽纪》中所说的“都邾”，即以邾城作为国都。文字表明吴芮为衡山王之前，邾城已是军事重镇。邾城既然可以作为一国的都城，其规模在当时来说必定不小。三国时代，东吴大将陆逊曾以三万人镇守邾城，即可想见其规模。

不独如此，《后汉书·郡国志》的荆州江夏郡邾县下亦有注云：“《地道记》曰：‘楚灭邾，徙其君此城。’”《地道记》，晋人王隐撰。

《晋书·陶侃传》记载说：“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镇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引将佐语之曰：‘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虏，乃臻祸之由，非御寇也。且吴时此城乃三万兵守，今纵有兵守之，亦无益于江南，若羯虏有可乘之会，此又非资也。’后庾亮戍之，果大败。”

夷，古代对异族的贬称，多用于东方民族。《礼·王制》：“东方曰夷。”春秋以后，多用为对中原以外各族的蔑称，如四夷、九夷。

陶侃（259-334），字士行。东晋庐江寻阳（今黄梅西南）人。东晋重臣。初为郡县吏，荆州刺史刘弘聘为南蛮长史，先后参与镇压张昌起义、杜弢起义，讨平陈敏割据势力，历任江夏太守、武昌太守、荆州刺史。因功高为王敦所忌，转为广州刺史。王敦之乱平，又以镇西大将军还镇荆州。对于荆州的地理环境及其建置沿革，陶侃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陶侃传》以上文字十分重要，它将邾城失陷的原因与邾城座落的位置讲得非常清楚，其中“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和“邾城隔在江北”及“乃渡水猎”等，明显是指滨临长江北岸的邾城（即今禹王城）。“且吴时此城乃三万兵守”，又证实了这个邾城即三国时代东吴大将陆逊镇守的邾城。“此城” 二字将三国、两汉和衡山国都的“邾城”全部定位。

依前所述，西晋人在《太康地理志》中说：“楚灭邾，迁其人于江南，因名（邾）县。”《地道记》说：“楚灭邾，徙其君此城。”唐人李泰在《括地志》中说：“故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一百二十一里。”由此看来，郦道元所记不虚。

按，《史记·项羽纪》载：“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唐人张守节《正义》说：“《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二十一里。’”“东南二十一里” 应为“东南百二十一里”，此处漏掉一个“百”字，属笔误。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黄州黄冈县下说“故邾城，在县东南一百二十里”，可以证明。唐人杜佑在《通典》卷一百七十一中记述说：“邾城，今齐安郡东，西界临江，与江夏郡武昌相对。”在齐安郡下，杜佑也说：“今郡东南百二十里，临江与武昌相对有邾城。”此说亦可证张守节《正义》所引“故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二十里”漏掉了一个“百”字。

北宋人苏辙曾在《黄州快哉亭记》中说：“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驰骛，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文中的“长洲”即举洲，位于举水河入江之处；“故城”指的就是陆逊镇守的邾城，“故城之墟”即沿袭郦道元的说法。

众所周知，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其地点即宋元明清时代黄州城。

有趣的是，作为苏东坡的胞弟，苏辙曾在《祭亡嫂王氏》文中却说：“兄坐语言，收畀丛棘。窜逐邾城，无以自食。”苏辙将兄长苏东坡的谪居地黄州直接以“邾城”为称，说明邾城与黄州城毗邻。

苏东坡曾在《忆黄州梅花五绝》之一中说：“邾城山下梅花树，腊月江风好在无。”与其弟苏辙一样，苏东坡亦将邾城指代黄州城，亦可见邾城与黄州城的距离很近。在《记黄州故吴国》一文中，苏东坡说：“昨日读《隋书·地理志》，黄州乃永安郡。今黄州东十五里许有永安城，而俗谓之女王城，其说甚鄙野。”文中的黄州指当时的黄州城，女王城即古邾城。女王城在黄州城的东边，在宋代与黄州城相距十五里。

苏东坡曾在《书所获镜铭》中说：“元丰四年正月，余自齐安往岐亭，泛舟而还。过古黄州，获一镜……”所谓古黄州，即指黄州城西北一百二十里的隋唐时代的黄州治所，亦即今日的武汉市新洲区城关镇。

苏东坡兄弟俩笔下的邾城，绝不可能是指今日武汉市新洲城区。

北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晋纪》中说：“武昌北岸有邾城。”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晋毛宝守邾城条说：“邾城在江北，汉江夏郡邾县之故城也。楚宣王灭邾，徙其君于此，因以为名，今黄州城是也。杜佑曰‘黄州东南百二十里，临江与武昌相对有邾城’，以言唐黄州治所也。”此说当为确论。

由此看来，南宋人厉居正“齐安镇，又曰古邾城”、“邾城，今在黄冈西北一百二十里”的说法是错误的。

那么今日的新洲在历史上究竟有没有“邾城”呢？没有，纯属臆断。今武汉市新洲区城关镇位于五水之一的举水东岸，距长江数十公里，虽然有街道名邾城，其实是源于明清时代《黄州府志》《黄冈县志》以上的错误记述。

今武汉市新洲区作为军事要地，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史记·楚世家》中说：“（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裴骃《集解》：“徐广曰：‘属江夏。’”张守节《正义》引唐人李泰的《括地志》说：“西陵故城，在黄州黄山西二里。”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也说：“西陵故城，在黄州黄冈县西二里。……黄冈县西二里有西陵城。”李泰、李吉甫生活的年代，黄州州治在今新洲城关镇，所谓黄州黄山西二里即以新洲城关镇立言。按，黄山又名黄冈山，隋代并南安、齐安三县，改县名曰黄冈，即以此山为名。

西陵，两汉时为皆江夏郡的郡治、首县。汉人班固在《汉书·地理志》记述：“江夏郡，西陵有云梦官。莽曰江阳。”三国时期，西陵城处于魏吴两国交界之地，先为曹魏统治，属弋阳郡，后属吴之蕲春郡。西陵与安陆接壤，今之黄陂、麻城、红安、团风县以及新洲、黄州区皆有其地。《汉书·地理志》与《后汉书·郡国志》的荆州江夏郡皆辖十四县，西陵县城与邾县城并存其境。今日新洲城关镇既然是西陵县城之所在，邾县城绝不可能与之相近并立，这应该是很容易识别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湖北省、武汉市的考古专家在今新洲城区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一致认为“新洲城东高岗地带，是汉代墓葬群分布密集的地区，其规模、数量堪称湖北之首” ，甚至将新洲城区誉为“汉代古墓地下博物馆” 。

三、考古发掘证实禹王城即古邾城遗址

历史考证，尤重实物。黄州禹王城究竟是不是战国秦汉时期的邾城？在这里有无当时的遗物可作为佐证？这个问题十分重要。

1957年，黄冈县文化部门和湖北省文史馆曾派员到禹王城进行初步调查。

1962年，湖北省博物馆再次派人到禹王城实地考古发掘。

人们发现，在黄州城区西北十里处有一南北长一千五百米，东西宽六百米的台地。台地的四周系土筑成，其残存高度两至六米不等。据专家考证，此台为古城遗址，昔日西滨长江。此台的四周有八处较大的缺口，被专家认定为城门遗址。城内还发现有木构水井、陶构水井、陶管道等设施，其文化层有的厚达一米多，出土过龙座九莲灯、象酒壶、梅花青铜镜、铜剑、铜戈、铜矛、铜箭簇、蚁鼻钱以及陶灶、陶豆、陶鼎、陶纺轮、陶钢坠和石斧、石奔、石凿等。由于通向江边的城门和城门外停泊船只的残迹依稀可辨，加之大量的出土文物佐证，且城郊古墓甚多，专家们认定此台即战国秦汉时期的邾城遗址。邾城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等以战国时期的为主，其中还有秦汉时期的。

考古发现，印证了北魏郦道元的说法，宋代俗呼为女王城者即战国、秦汉时期的邾城。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邾县”下说：“《通鉴》：‘邾城临江，与武昌相对。’又，黄冈县西北十里有邾城，《地道记》：‘楚灭邾，徙其君此城。’”

《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说：“邾县，秦置。治所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北。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都此。三国吴赤乌二年（239年）大将陆逊筑城置戍以为重镇。东晋末废。”

以上辞典的说法，显然是正确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今日黄州城区西北的禹王城，宋人俗呼女王城，因楚王城而讹。隋唐时代称之为永安城，南北朝之前称之为邾城。邾城毁于东晋咸康五年（339），故北魏人郦道元注《水经》时称其为“邾县故城”。邾城的得名，亦如郦道元所说：“楚宣王灭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

南宋人厉居正、王象之与明清人全盘否定郦道元的说法绝对是错误的。清乾隆、道光、光绪年间的《黄州府志》《黄冈县志》“邾城有二，一为邾县故城，在今府治西北十里。……一为邾县，汉置，在今府治西北百二十里，吴芮为衡山王，都此”的记述虽然有折衷之意，但其主张也是错误的。

汉人吴芮为衡山王时是以战国时期的邾城作为国都，郦道元“汉高帝元年，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都此”的记述紧接“楚宣王灭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明眼人一看即知。《晋书·陶侃传》“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镇之”的记述以及陶侃“且吴时此城乃三万兵守”的说法，更让人坚信不疑今日黄州西北的禹王城就是战国秦汉时期的邾城。

明清时代人将邾城之所在错误地定位于“今黄冈西北一百二十里”的新洲城关镇，追根寻源，实由南宋人厉居正、王象之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