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位于何地，当事人的记述应该说是最可靠可信的原始资料。翻阅史籍，赤壁之战的当事人王粲在《英雄记》中明确记述赤壁位于长江北岸，汉水入江处的下游。
《英雄记》曰：“周瑜镇江夏。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无船，乘排从汉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轻舡走舸百所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燃则回船走去，去复还烧者。须臾，烧数千排，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去。”（见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80火部）
《英雄记》曰：“周瑜镇江夏。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无船，乘排沿汉水下，至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轻船走舸百艘，艘有五十人拖棹，人持炬火，持火者数千人，立于船上，以萃于排，至乃放火。火燃，则回船走去。须臾，烧数千排，火大起，光上照天，操乃夜走。”（见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868）
《英雄记》曰：“曹操进军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船，作竹排，使部曲乘之。从汉水来，下出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轻船走舸百艘烧排，操乃夜走。”（见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771筏部）
《英雄记》，东汉人王粲撰。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汉末著名文字家，“建安七子”的代表人物。《三国志·魏书》有传。
当事人，即与事情有直接关系的人。王粲参与了赤壁之战，他是赤壁之战的当事人。
《英雄记》以上的文字表明赤壁在长江北岸，在汉水入江口的下游，是赤壁之战发生在黄州的铁证。
蒲圻赤壁位于长江南岸，在汉水入江口的上游三四百里。王粲《英雄记》的记载对蒲圻赤壁十分不利，故陈可畏先生用了大量的笔墨欲否定其可靠性。
其一，陈先生认为“‘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刘琮投降，大部水军及蒙冲斗舰归曹，何谓‘无船’？”
其二，陈先生认为“众所周知，乘‘竹排’根本不能作战，也不易烧毁，所谓‘须臾烧数千排，火大起，光上照天’，全是一派胡言。”
其三、陈先生认为王粲《英雄记》的记载“是靠不住的”，“此与《三国志》所载完全不同，又出世太晚，显系南朝人伪造”。
那么《英雄记》以上的记述真的是“一派胡言”、“显系南朝人伪造”吗？非也！
笔者以为，陈先生之所以强调“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刘琮投降，大部水军及蒙冲斗舰归曹，何谓‘无船’？”这是因为陈先生忽视了《三国志·吴书》中的有关记载，即建安四年，孙策攻荆州江夏太守黄祖于沙羡，缴获其船舰六千余艘；建安八年，孙权破黄祖舟师；建安十二年，孙权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十三年春，孙权再次征黄祖，破其舟师并屠其城的史实。又，刘备在樊城得知刘琮投降曹操，即令关羽将襄阳水军万人，船舰数百艘，顺汉水而下，使会江陵。由此可知，襄阳船舰多为刘备所有，曹操所获刘表船舰主要是江陵的一部分。孙吴方的张昭言“刘表治水军船舰千艘，悉以浮江”，明显是夸张之词，因为他是主降者。江陵船舰本来不多，负载原江陵水师和曹操的五千骑兵已够勉强，不会有多余的船只去接济襄阳的大部队。再说，曹操欲与孙权会猎于吴，不可能把襄阳的主力部队绕道开到江陵再顺江而下，其最便捷的途径是沿汉水至大江。从上述情况来看，从许昌出发的南征大军和襄阳水军，号称“今治水军八十万众”而实有二十四、五万人马的曹操水军，欲顺汉水至长江，言其“无船”不是明摆着的吗？“无船”并不是说没有船，而是船不足。陈先生不考虑这些具体情况，竟斥责王粲“何谓无船”？颇有蛮不讲理的味道。
又，陈先生在文中言“众所周知，乘竹排根本不能作战，也不易烧毁，所谓‘须臾烧数千排，火大起，光上照天’，全是一派胡言。”
笔者认为，陈先生少见多怪。汉末以竹排代船渡江是常见之事。如《太平御览·筏部》载：“《吴录》曰：‘孙策欲渡江，船少，欲往便求，策姑王氏分命伐芦为梁，以佐船渡人。’”（便，便县，故城即今湖南永兴县治）又曰：“《吴录·地理志》曰：‘苍梧高要县郡下人避瘴气，乘排来停此。六月来，十月去，岁岁如此。’”又，竹子易燃这个道理很简单，爆竹之理，三尺之童皆知。竹排也容易烧毁，因竹排由几层竹子与藤条组成，最上层离水面有一定距离。如最上层着火，竹排即自行分散，不可能承受人马。两汉时期，没有今天这样的铁丝钢筋，捆绑竹排全靠树藤。而曹军使用竹排主要是运载军中粮草辎重，并非人马。
陈先生在大作中提出了《英雄记》的作者、《英雄记》的书名以及书中为何有“太祖”这类称谓的问题，故而认为《英雄记》以上的记述，“与《三国志》所载完全不同，又出世太晚，显系南朝人伪造”，笔者认为有必要释疑。其理由如下：
《三国志》王粲本传未言有《英雄记》属实，但未言就不见得没有。
王粲《英雄记》本是记录汉末英雄事迹，而不是为曹操个人作传纪。《英雄记》所录人物皆以姓氏名字入书，无有尊称者。
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在征引《英雄记》时，将曹操的名字改换成“太祖”二字，是沿袭陈寿的笔法，视魏为正统。是凡陈寿正文称“公”者，注文称“公”；稍加注意，即可看出是凡正文称“太祖”者，注文也随之称“太祖”。“太祖”非王粲《英雄记》中原文。
《汉末英雄记》之“汉末”二字系后人妄为，因王粲卒于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其时汉献帝尚未让祚。而曹丕立魏王是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废献帝自立为皇帝是在同年十月。王粲不会在此三年前就将自己著作冠以“汉末”二字，这是常识性问题。“汉末”二字如《旧唐志》之“旧”，《前汉书》之“前”一样，系后人妄加，一看就知。
五、有关裴松之等人不注明《英雄记》作者的原因，笔者认为是因为裴松之所见的《英雄记》当时已是一种残本，上面已经没有作者的姓名。裴松之出于慎重，以避免张冠李戴。其理由是：（一）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了大量古籍，大多注明作者，唯《英雄记》不注明。（二）在《隋书·经籍志》中曾记载历史上发生了多次书灾。书中说：“魏氏代汉，采缀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孓遗。东晋之初，渐更鸠集，著作郎李充以最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公元431），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三卷。元徽元年（473），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考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时间是在公元429年之前，也就是宋元嘉年间。如按照《隋志》所载，当时存书有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三卷，可以说是十分富足。其实这个数目是有误的。理由是《新唐书·艺文志》中有“自汉以来……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两相比较，前后矛盾较为明显。按《新唐书》的记载，历史上最盛之时的唐开元时期藏书仅53915卷，而南朝刘宋元嘉八年，谢灵运造四部目录时却有64582卷，这个数字显然有误。尤其重要的是，《隋书》记载东晋初年的藏书只有三千余卷，时至元嘉，即使有所增多，也绝不会暴增到6万余卷。又，宋元嘉八年（431）至宋元徽元年（473），二者相距42年，其间未有大的书灾，无缘由6万余卷，猛减至15000余卷。由此可以断定，“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应是一万四千余卷，“六”字应是“一”字所误。）（三）南朝梁人阮孝绪在所著《七录》的序言中说：“魏晋之世，文籍逾广，……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后虽鸠集，淆乱已甚。……宋秘书丞王俭，又依别录之本，撰为《七志》。其中朝遗书收集甚广，然所亡者，犹太半焉。”（见《广弘明集》卷3）
综上所述，陈可畏先生先是不承认西晋人虞溥《江表传》刘备退住鄂县樊口的记载，此处断言《英雄记》是“南朝人伪造”，“全是一派胡言”，用这样的学术态度研究历史地理实在是让人感觉到盛气凌人，专横霸道。
由此看来，陈可畏先生言《英雄记》是“南朝人伪造”，“全是一派胡言”经不起推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无论是论据或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陈先生臆断《英雄记》系南朝人伪造，问题是，南朝人为什么要伪造这一事件？其证据何在？又，有关《英雄记》中直呼曹操之名的问题，作者认为“是因为《英雄记》为建安末年群雄之实事，所记录者既然都可以称之为英雄，当是一视同仁。既然王粲能直呼刘备、孙权、周瑜之名，当然也可以直呼曹操。《英雄记》不是正史，不以正统与非正统论之，他只是记实的作用。”有关唐宋人引据《英雄记》的资料不见于裴松之《三国志注》中的原因，作者指出：一是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所见的《英雄记》是一种残本。二是唐代的藏书至开元时已经达到历史的巅峰，即有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裴松之未曾见到的古籍，又从民间陆续被朝廷回收得。作者的理由是：《隋书·牛弘传》中有《请开献书之路表》，表中云：“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 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文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书之五厄也。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该传记载“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
有关欧阳询所录《英雄记》的史料对当今论证赤壁战址的作用，作者指出：“蒲圻赤壁之说，始于唐魏王李泰的《括地志》。《括地志》成书于公元642年，而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成书于624年。从成书的时间看，《艺文类聚》早《括地志》18年。退一万步讲，江北赤壁之说始于唐人欧阳询，也比最早提出江南蒲圻赤壁说者要早将近二十年，其可靠的程度，前者比起后者也大得多。事实上，指出赤壁位于江北者，是早唐人李泰四百多年以前的、直接参与赤壁之战的当事人王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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