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张国光先生的新作《赤壁古战场在蒲圻不在黄州的历史定论无可置疑》,总似有骨鲠喉,不吐不快!
张国光先生在其大作中说:“爆发于后汉建安十三年(208)隆冬的孙刘联军抵抗曹操东下的赤壁之战,本是在今蒲圻市赤壁及其对江的乌林一带进行的,它实际上与黄州赤壁无关。这个结论,是有大量的史地文献为据的。如南朝刘宋盛弘之《荆州记》云:‘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黄盖于此乘大舰上破魏武兵于乌林。乌林、赤壁东西一百六十里。’这是最早论述赤壁 所在地点的乡土文献。所谓乌林、赤壁,东西160里,并不是说两地一在上游一在下游,相距160里。据蒲圻市志办公室副主任冯金平同志的实地考察,是说从蒲圻旧县城通过曲折的道路到江边的赤壁和对江的乌林,恰好为160里。”
笔者将张国光先生所引的盛弘之《荆州记》与其原文对照,发现张先生故意将原文中的重要文字减掉以惑视听。
《荆州记》原文:“(蒲圻)县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黄盖此乘大舰,上破魏武兵于乌林。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见《文选》卷30)
比较原文,张文多一个“于”字,少一个“其”字。多一个“于”字姑且不论,然而去掉原文的“其”字却大有文章。“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明眼人一看就知二者在蒲圻县治的东西相距160里。张先生将代词“其”字去掉后,把文句变成“乌林、赤壁东西一百六十里”,目的是为其下文“从蒲圻旧县城通过曲折的道路到江边的赤壁和对江的乌林,恰好为160里”埋下了伏笔。
细品《荆州记》以上文字中的两个数目,前者是说,赤壁在蒲圻县治下游100里处的长江南岸。后者是说二者相距160里。“此乘大舰上破魏武兵于乌林”,“此”指赤壁,“上破”二字言明乌林在赤壁上游。“其”字指蒲圻县治(按,蒲圻县治原在竞江口,非今之鲍口)。“乌林、赤壁其东西一百六十里”的准确含意是“乌林、赤壁在蒲圻县治竞江口的上下游,二者东西相距160里。”这里丝毫没有从蒲圻县城通过曲折的道路到江边的赤壁和对江的乌林,恰好为160里的含意,文字清楚明白地表述乌林、赤壁一在上游,一在下游,两地东西相距160里。张先生为了将盛弘之这一记载为其所用,竟然采用这种割裂原文、曲改原意的下三滥方式,实在是让人替他可悲。
蒲圻县治之所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记载说:“陆水又径蒲圻山,北入大江,谓之刀环口。(江水)又东径蒲矶山北,北对蒲圻洲,亦曰擎洲,又曰南洲,洲头即蒲圻县治也,晋太康元年置。”晋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由此得知,蒲圻县治原在陆水入江口的下游,即与蒲矶山相对的蒲圻洲上。
除《水经注》外,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亦言:“吴黄武二年(223),置蒲圻于竞江口。隋开皇十二年(592),洪水泛滥,县遂飘流,就鲍口。”竞江口,即今西梁湖畔;鲍口,今蒲圻县冶。由此得知,蒲圻洲于隋开皇十二年被洪水冲毁,蒲圻县治遂移今治所。蒲圻县名的由来,《元和郡县图志》云:“吴大帝分立蒲圻县,因蒲圻湖为名。”蒲圻湖即今西梁湖。
张国光先生故意将南朝宋人盛弘之《荆州记》中的原文进行增减,使之原意发生变化,达到其混淆读者视听的目的,然而白纸黑字,张国光先生纵有移花接木之术,难把唐代说成南朝。
尤为滑稽的是:为了证明洪湖的黄蓬山即《水经注》中的百人山,张国光先生在他的大作中竟然将民间的传说当作信史说:“于今当地人民仍称此山为百人山。民间传说:秦始皇赶山填湖泽,赶九十九山于江北,鞭子断了,剩下赶到江心的山就是赤壁山。百人山只能是今天的黄蓬山,它与赤壁山遥遥相望。我们认为这一解释是比较可信的 。这说明我国南北朝时的重要地理文献已明确赤壁之战是在蒲圻沿江一带进行的。”
笔者针对张先生此举指出:“张先生对大量的历史资料不屑一顾,然而对这些哄小孩的民间传说却如此津津乐道……盛弘之笔下的赤壁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然而对子虚乌有之事张先生却削古人之足,以适自己之履,岂不悲乎!”
张国光先生在其大作中还说﹕“可见赤壁的关系位置已为初唐至中唐的学者所明确。不料晚唐诗人杜牧对此毫无所闻,甚至也未细读他的祖父著的《通典》,更于会昌二、三年(842——843)为齐安郡守时写了题为《赤壁》的‘折戟沉沙’一诗。……至于杜牧偶然在沙滩上拾到一枚折戟,便断言它是三国赤壁之战的遗物,更系有意的附会了。”
笔者以为张先生是有意歪曲史实,因为唐宋时代,蒲圻赤壁之说并未形成定论,一生注重‘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的杜牧曾在《上李中丞书》中说自己世业儒学,“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少孜孜,至今不怠”;又曾在黄州所写的《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说:‘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卷,上下弛皇王。’所谓‘家集二百卷’即指其祖父杜佑撰著的《通典》二百卷,杜牧以祖父的著作引以为自豪,张先生却说他“未细读他的祖父著的《通典》”,简直就是想当然。
笔者针对张先生指责杜牧是有意的附会,引用南朝梁人庾信《哀江南赋》中“钓台斜趋,望赤壁而沾衣”等文字记述,说明在杜牧之前数百年就有庾信明确将黄州赤壁视为孙曹大战之地。笔者试问张先生﹕“你能找出一条唐前的资料来证实当年大战是在蒲圻赤壁发生的么?先生想过没有,如果大战不发生在黄州,仅凭苏轼的二赋一词,就能如此轻易地使蒲圻赤壁无人问津,而黄州赤壁之上临江凭吊代不乏人么?显然,张先生把黄州赤壁闻名于世的原因,归结到苏东坡的《赤壁赋》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影响是完全错误的。”
综上所述,张国光先生在其大作中认为﹕“所谓黄州赤壁文武双全说,实在毫无意义。他们七拼八凑的所谓论据,并不是千古不磨的,而是不值一驳。”然而历史是见证,事实胜于雄辩。黄州赤壁与蒲圻赤壁谁是谁非,一目了然。
请问张先生,不值一驳的究竟是黄州赤壁还是蒲圻赤壁之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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