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刚:苏轼惹了谁？

苏轼被人使了个绊子。跌了个大跟头，差点连小命儿都没了。

一切源于帝国的财政问题。北宋王朝的地缘战略压力很大，不得不保持在西部和北部保持大量的军事力量。

为了保持帝国内部政治平衡，制约武官，预防唐末和五代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出现，北宋又加大科举力度，提高文官待遇，实行以文制武的政治方略。文官的职数和开支，较前朝增大了很多。

以田赋为主的农业税远远不够帝国的开支，于是财政成为王朝最大的压力。

由范仲淹和王安石相继推行的改革，无论是内容和形式，无非两条。一是增加行政性收费项目，二是政府直接参与经营，参与市场分配。

一开始苏轼是地方官，并没有转入到朝堂之争。王安石以改革上台，一直到两次罢相，剧烈的人事变动对苏轼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苏轼对于新法的态度，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作为一个新法的执行者，对新法的利弊他是有着直观的认识。一方面他能感受到部分新法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他又要直接面对新法在执行中带来的弊端和影响。

但是他的文字表现力很强，非常善于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来记录自己的体会。他的一些牢骚语言，因为文字的生动形象又被广为录用和传播。即便是在做地方官，其影响又往往达于朝堂之上。

王安石之后的改革派，依然在跌跌撞撞的施行新法，对于苏轼这样话语权极大的人，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杀鸡儆猴。

在这一点上，皇帝和改革派是有共识的。即便不从物理上消灭苏轼，最起码。要尽可能剥夺他的话语权，为心法的执行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一系列的政治操作之下，这个政治大V，被赶到了黄州。

让人没想到的是，皇帝把苏轼赶到赶出了官场，赶到了体制外，把他送回民间，而人民却把他送上了巅峰，甚至送上了神坛。

皇帝输了，人民赢了。黄州是个好地方。

明天续说《人在体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