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军沿汉水南征孙、刘十四证(三)
#黄州赤壁古战场研究会筹备小组#梁敢雄2022-04-14
证十,《后汉纪》与周瑜传完全吻合,二者均指曹军与荆州水军是顺汉江东伐孙刘的。晋人袁宏在《后汉纪》中指出建安十三年九月刘...
证十,《后汉纪》与周瑜传完全吻合,二者均指曹军与荆州水军是顺汉江东伐孙刘的。
晋人袁宏在《后汉纪》中指出建安十三年九月刘综降曹后“操既有荆州水军十万,将顺流东伐,吴人振恐。”如上文所述隨刘琮降曹的几乎是荆州全部兵力,其水军,分布在邓塞、樊城、襄阳一带。《后汉纪》确指曹操领荆州水师“将顺流东伐”,显然只能沿汉江而下!这恰与周瑜传所载一致。周瑜传言驻襄阳的刘琮举众降曹后,东吴将士闻之皆恐。孙权向群下问计,“议者咸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这千数艘蒙冲斗舰不可能由陆路硬扛到江陵去!这就是说曹操命令原屯驻襄、樊、邓的刘表水军及步兵悉沿汉江“水陸俱下”。《后汉纪》与周瑜传记载完全吻合,可见曹操大军包括荆州水军都是沿汉水东征孙刘的。
证十一,《晋书·杜预传》首揭长江在江陵至夏口段北岸不通陆路。
《晋书·杜预传》曾言“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沔汉者沔水即汉水入江处,即江夏之前称也。沔汉与江陵间“旧水道”即长江主泓道有“千数百里”。这里特点明是“旧水道”,即非初唐修《晋书》时的长江水道,而是指西晋建国初荆州最高长官的杜预开扬口、大力疏通夏扬水道前不晚于三国至晋初的长江主泓道!关键在“北无通路”四字,它揭明了旧水道在江陵与江夏之间的北岸无陆路可通!
这就不难理解杜预鎮守荆州时为何大搞水利工程,极力打通江南与江北的水系通道?杜预本传谓此举“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其实杜预此举的目的除了内泄云梦泽积水外,主是为了给荆州的江南辖地如武陵、零陵、桂阳、长沙等诸郡开辟一条更为安全、更便捷的漕运路线——使江南物质济江后由夏扬水道直达夏口后再进中原,就可避免大江风浪又不必绕极大的弯子走旱路!
证十二,鲍照诗证实直至晋宋江夏与江陵间仍无陆路可通
晋书揭示的是西晋时情况。生活于晋宋间(?—466年)约与盛弘之同时但名气大的多的鲍照,曾作登黄鹄矶古诗云:“适郢无车辕,还夏有西浮。”(见《鲍参军集注》卷5)注者钱仲联先生谓“此诗当是赴荆州道中过武昌作。”黄鹄矶,即今黄鹤楼所在黄鹄山之矶; 郢,本指江陵城北附近的楚都纪南城,汉代以来常代指江陵;夏,指夏首——夏水的分江口亦即江陵稍东江津处的中夏口。郦道元在《水经·夏水》称“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下注曰“江津豫章口东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谓‘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梁按:此即屈原《哀郢》诗句)。龙门即郢城之东门也。”鲍照化裁屈原的“过夏首而西浮”句为“还夏有西浮”。鲍诗中的“车辕”,借指行车之路。鲍照这两句诗是说:往江陵无车路可通,但乘船可西还(江陵稍东的)夏首。这表明直到南朝宋时江夏与江陵间仍无陆路可通。
证十三,鲍照还揭明曹操占据了夏口却月城。
鲍照还作有吴歌三首,其中两首一再提到“夏口樊城岸,曹公却月戍”,“夏口樊城岸,曹公却月楼”(见《鲍参军集注》卷4)。曹公唯指曹操。樊城隔汉水在襄阳北岸;夏口,春秋时称为夏汭,即汉水(其下游古亦称夏水)入江口;楼,戍楼也;却月指江北却月城。《寰宇记》引《荆州记》云“沔口北岸临江水有却月城,魏将黄祖所守,吴遣董袭攻而擒之。”[1]《水经注》卷35亦云:“江水又东径鲁山南……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却月城,. 亦曰偃月垒……昔魏将黄祖所守,孙权遣董袭凌统攻而擒之。”[2]鲍照能确指曹操占领了从襄樊沿汉水至夏口却月城的史实,除了他知晓江陵与江夏间无陆路可通的客观事实外,还与他的任职荆州多年有关。据《宋书》和南齐虞炎所作《鲍照集序》载,他曾两度来湖北任职。先曾当过永安县令,后又任荆州刺史的前军参军、形狱参军,死于任上。宋人《砚北杂志》曰:“鲍明远墓在蕲春(郡)黄梅县南里许。”(即今黄梅县政府院后)鲍照在三国鏖兵之地为官六年多,时隔三国不远,故老口耳相传,与地方史料的记载,因此他能了解曹军下汉水、并戍守江北夏口却月城之史实。
有论者却挑剔说:“要证明曹操占领并戍守却月城,首先还必须确定刘备、刘琦放弃了夏口。”[3]其实不仅笔者,几乎所有黄州赤壁战址说者皆效法《资治通鉴》编者论及赤壁之战时均采信了《江表传》所谓刘备已转进樊口!另外《华阳国志》亦言“先主之败东走也,径往鄂,无土地”,正是指刘备当阳大败后直接逃到了鄂县(即樊口所在的县)。刘琦接引刘备至夏口后再无独立行动的记载,完全与刘备合军在一起了!笔者只是从鲍照在荆州、在鄂东的经历,说明他“能了解曹军下汉水戍却月城之史实”。 没想到该论者在笔者文章最后补论另一问题即论“刘备、刘琦守住夏口没有?”引用关羽传裴注所引《蜀记》时,因高度近视而将用最小字体排出的“今日之困”四字误引为“今日之围”,这是我责任心不夠,应该检讨!但“之围”与“之困”都係处于困境。二者义近,区别并不太大。对笔者的结论“足见来自汉水的曹操舟师和由江北挺进的步骑兵即将围城,……故而刘琦、刘备逃到江南鄂县,下屯舟师于樊川”,似乎也说得过去。却被该论者声称“论据既已证伪,曹操占领并戌守夏口却月城的说法自破。”[4]未免太夸张了吧。只凭对笔者的结论无大影响的义近词一字之误,恐怕算不了证伪吧?况且笔者作为史据不仅引用了《蜀记》,还引用了《江表传》与《华阳国志》,难道这两项证据与“困”误识为“围”绝不相干,如何也证伪了吗?
证十四,六朝盛传汉川、汉阳赤壁说,从侧面印证了曹军自汉水而下。
赤壁战址汉川说、汉阳说流行于六朝至唐初,赤壁的准确地址后人可能附会讹传,但汉川、汉阳赤壁说之所以能提出,必以当时盛传曹军出汉水为前提。如果曹操行军大江根本汉水无涉,此说不攻自破,根本不可能流传唐初。曹军出汉水的史实,在刘宋时尚被鲍照采入吴歌中,到盛唐时就鲜为人知了。唐杜佑、李吉甫、宋王象之等斥汉川、汉阳赤壁乖缪,其理由竟是曹操行军大江与汉水无关!可见盛唐至今,汉川、汉阳赤壁说被人们不加思索地予以否定乃是因为曹军出汉水的历史真相被凐没之故。据说,1988年石泉先生提出赤壁战址在钟祥说,也是以曹军出汉水为前提的。由此可见曹操进军赤壁的路线,不仅关系到赤壁战史的研究,也是确定战址的关键所在。若曹操自江陵始终循长江进军,则汉水沿岸的汉川、汉阳、钟祥三赤壁不必考虑;若曹操沿汉水南征,包括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四册(见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翻印版)所首倡曹操分兵两路之一路——从襄、樊沿汉水南下出大江路线,则江夏、嘉鱼、蒲圻等赤壁(它们一致把曹操江北大本营定位于今洪湖县的乌林)必首先排除在外,因为曹操东征的目的是“会猎于吴”,即征伐的对象在下游吴越境内,曹军自汉出江后也只能顺流东下,绝无溯江回走至荆州腹地洪湖乌林之理!真正的赤壁战址就只能汉水出江口以东去寻找了。
注 释
▲1:三七者二十一也。考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征东吴至醮不是征荆州。既谈不上“荆野蠢而作仇”,也无从“济汉川”。曹操入荆州仅仅建安十三年这一次,故足证赋中三七是十三之讹。此其一。其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影宋本《艺文类聚》卷79所载陈琳《神女赋》中此三七为三十,但其右侧记了一个校正符号“乙”。表示三十为十三之误倒。见载于华中师大学报1992年专辑《赤壁战址辨证》 P41。
▲2:唐白河是流经豫、鄂两省的河流,汉江最大的支流,由唐河、白河汇集而成。其流域大部位于河南南阳盆地。两河在双沟镇交汇后称作唐白河,在襄阳市区流入汉江。
▲3:江南巴陵,赤壁之战后东吴势力才达此地,建巴丘邸阁城。为与刘备争夺江南荆州辖地和防禦蜀国,此时巴丘才成为了东吴的军事重鎮!既是周瑜去世地、也是鲁肃诸将多帅镇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