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军沿汉水南征孙、刘十四证（二）

证四，阮禹赋述曹军自汉水越过云梦泽区。　
阮禹，曹操聘任记事参军从征荆州。所作《纪征赋》曰：“惟蛮荆之作仇，将治兵而济河。遂临河而就济, 瞻禹蹟之茫茫。距疆泽以潜流”[1]第一句点明是征荆州，第二、第三句中的河指唐白河▲2，前一济字义为渡过水流、后一济字作渡口讲。这两句言曹军沿着唐白河入汉江到了的襄阳渡口。第四句讲这里曾是夏禹治水的地方。关键是第五句：句中疆泽即泽疆。距，此处当取超越之义（见《中华大字典》距字第九义）。《尔雅·释水》曰：“水自江出为沱”，“水自汉出为潜”。 赋中“潜流”者，汉水汊道也。《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表》均有“西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际）。”可见句中疆泽即云梦泽疆。该句是说：曹军凭借汉水越过了云梦泽区。
证五，陆机确指曹操水陆大军顺汉水南征而被周瑜败于赤壁。
上举建安四子王、陈、阮、徐所述，是亲身经历者实录的第一手材料，最为可信。然而由于我国古代史学有过分尊崇正史而轻视子集的传统，故陈寿失记的曹操自汉水下出大江的史实就鲜为人知了。幸而与陈寿同时代的陆机字士衡已将曹操进军赤壁的路线载入了堪称东吴兴亡史的《辨亡论》中，给我们今天揭破千古之谜提供了铁证。陆机是东吴丞相陆逊之孙、大司马陆抗之子（也是孙策的曾外孙），他论及奠定东吴霸业基础的赤壁之战时指出：“魏氏尝籍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谋臣盈室，武将连衡，喟然有吞江浒之志，......而周瑜驱我偏师，黜之赤壁……收迹远遁。”文中“百万”，“万计”、“千旅”当属赋中常用的虚数而非实数。“浮邓塞之舟”句中之浮，孔安国《尚书传》曰“顺流曰浮”；邓塞者，即邓城东北小山也，先后因之以为邓塞（见郦道元《水经·淯水注》曰），在今襄樊市北唐白河入汉水处。“下汉阴之众”句中的汉阴，则指汉水之南也。这两句显然是说曹操大军从邓塞沿汉水顺流南下！而“羽楫万计，龙跃顺流”则是指曹操水军，“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则是指曹操的步骑军。这里记载曹氏的水军与步骑军均顺汉水南征，其最后的结局是被周瑜的吴军“黜之赤壁”而“收迹远遁”。有人竟提出一个怪问题：“毫无疑问，襄阳的船舰会沿汉水南下。问题在于，这些船舰到达阳口（即扬口或杨口）之后，是继续沿汉水东出大江，还是经阳水到江陵？”[1] 须知曹军自襄、樊取道汉水是要“会猎于吴”的，理所当然必沿汉水出大江、再沿大江东下去东吴的！完全沒有必要经阳口绕道至江陵、再由江陵沿长江主航道行一千几百里到夏口！更令人惊讶的是，此论者竟根据《宋书·州郡志》所载夏口、襄阳、江陵各自去京师（金陵）的水路里程，这本来只能说明夏口、襄阳、江陵可通过京师连通水路，竟得出“汉末至晋宋。襄阳至夏口的水路，通常皆经过江陵”[2]的荒谬结论。此怪问题提出者自己就在同书中详细论述过：⑴永元三年（5 01年）梁武帝萧衍充当南齐雍州刺史时，其反齐大军就是自襄阳沿汉水南下直出沔口；⑵至元十一年由丞相伯颜亲自率领的蒙古征宋中路大军亦是沿汉水南下直逼汉口的[3]。二者均沿汉水南下直出沔口（或曰夏口、汉口）都不存在至阳口而转赴江陵，自己就推翻了他主张的“襄阳至夏口的水路，通常（经阳口而）转江陵”的谬论！
《辨亡论》对东吴种种史实如数家珍，对关系到东吴命运的赤壁之战，陆士衡自然要比陈寿更了解。《辨亡论》分别为正史《晋书·陆机传》（唐太宗亲为此传作赞）、《三国志·三嗣主传》裴注、《昭明文选》收入，其可靠性无瑕可击。该论所述曹操舟师及步骑兵从邓塞顺汉水南下征吴的史实，足可补正寿志的阙失。
证六，文聘率领的荆州水师会合了曹操部份北军，沿汉水追击关　 羽已先期南下。刘盛佳先生据汉末群雄割据的军事态势曾正确指出刘表水军主力在襄阳不在荆州腹地江陵[4]。此事实在寿志中有三条内证。一，《周瑜传》明言：“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十数］（数十）万。”(梁按：原文“数十”，误倒。今据本志刘表传所载刘表领军数乙正)这是所说的“入荆州”，显然是指曹操济汉进入当时荆州刺史治所襄阳城。刘琮举众降，有水军步兵十数万。可见随刘琮投降的几乎是荆州全部兵力。足见江夏太守黄祖战死后，荆州水陆军主力几乎全在襄阳。二，刘备只率少量人马南撤拟先有占江陵，曹军五千骑就想抢占江陵城，足见江陵城驻军甚少。既然荆州水军主力在襄阳，理所当然会沿汉水直往江夏。三，曹操使文聘“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与乐进讨关羽于寻口…又攻羽辎重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 即率水师追击关羽于汉水诸渡口,足见文聘沿汉水追关羽已先期到达江夏前线并主持边事。《武帝纪》记载：建安13年曹操占领襄阳后，还在襄阳东北叫邓塞的地方整顿舟师，配备船舰（见上引《元和志》）。其舟师不可能跟随五千轻骑由陆路至江陵，也只能沿汉水南下。
由于先主传、关羽传均言备“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关羽带走的这数百艘船只，“水师精甲万人”，正是屯住樊城的刘表水师中的一小部分。文聘传曰 “后从平荆州，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徐晃传言“从征荆州…与满宠讨关羽于汉津”等。文聘、乐进、徐晃及满宠于汉水中游诸渡口--寻口、汉津、荆城等，为追讨关羽而发生战斗。时间当在建安十三年曹军不战而降荆州之后、赤壁之战尚未发生前。特别是乐进传指明是“从平荆州”时发生的亊。所谓“击关羽苏非等”之苏非，则正是曾力荐过甘宁的荆州水军都督苏飞！乐进传取材于魏书，北人只录下同音字“非”而不知苏氏本名飞。关羽及苏飞率船队沿汉水南逃时，被文聘军和北军追击于寻口、汉津、荆城（此三地当为汉水自上而下的关羽泊舟处）。可见曹操的三位大将乐进、满宠、徐晃率领的北方士兵已与文聘率领的荆州部份水师会合为追击关羽先期沿汉江南下了。
证七,襄阳自古来就有一北一南两条主要交通线路。曹军先沿北线征荆州，后沿南线征东吴，完全没有必要绕道江陵。 
津，本指渡口或水陆要冲之地。引申义为路径。晋人习凿齿在《襄阳记》云：“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邓、晋、卫之道；其东则从汉津渡江夏，出平皋关是也，通陈、蔡、齐、宋之道。”[1]此处“津”用引申义——路径。可见自楚国以来，襄阳与其他国家交往主要有二条交通线：北线自襄阳渡沔溯宛水经新野、南阳出方城关而进中原，也即通过《史记·越世家·索隐》引刘氏所谓“楚适诸夏，路出方城”之夏路；南线（或曰东南线）自汉津沿汉水出江夏经平皋关，可往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曹操正是从前一条交通线到襄阳；新的征讨的对象孙、刘都在江夏之东，曹操理所当然应由后一条交通线即由汉水直扑江夏。完全没有必要让步骑大军绕道江陵。
有论者编造怪论、竟声称：“汉末至晋宋，襄阳至夏口的水路，通常皆经过江陵。…所谓‘绕道’之说，不能成立。”[2]习凿齿是晋人，他指出从东周楚国起到他所在两晋时代，襄阳往东都从汉水下江夏的，这是襄阳通向东南方的主要交通线！习氏之说足证主张“襄阳至夏口的水路，通常皆经过江陵”者纯属胡诌。
武帝纪所谓“公进军江陵”，是指“释辎重，轻军到襄阳”（见先主传）后，追赶刘备的五千骑兵在长坂击溃刘备后“进降江陵”（见曹纯传）。此时曹操的北方大军尚停留在新野到襄阳一线。既然刘备已在长坂全军覆没，只剩下数十骑济沔后逃向夏口，江陵城毫无敌情，征讨的对象在夏口之东，曹操有何必要把他的大军绕道调集江陵呢？ 
证八，由江陵沿江至江夏的北岸，自古便是兵家禁地，吴、楚交兵几十次从不行经此道。曹操的步骑军岂会自寻绝路？　
自江陵沿江北至江夏必经云梦泽区，沿途水网纵横，沼泽丛生，自古以来就被兵家视为行军必须避开的绝地、死地。据《左传》、《史记》、《国语》等史书记载：春秋吴、楚两国自楚共王七年（公元前584）吴始伐楚起至楚惠王13年（公元前473）吴王夫差伐楚最后一战止，两国大小战争据初步统计至少二十多起，然而双方用兵的路线都在淮水流域至汉水一线，没有一次在江陵和夏口间沿江行军、作战，就是要避开云梦沼泽区这一兵家禁地！曹操深悉兵法，并注《孙子兵法》，算得上是汉末一大军事家。曹操注孙子曰“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师也”。他注孙子所云天牢、天陷等六种危险地形时云“此为六害之地，用兵常远六害”， 且解释六害地形的具体特征：如“深水大泽、葭苇蒙笼所隐蔽者为天牢；陂湖泥泞，地形陷者为天陷”等等（以上引曹文均见曹操集·孙子注，中华书局1959），此天牢、天陷的特征，难道这不正是云梦沼泽区的逼真写照吗？曹操精通兵法，熟知六害地形的特征，怎么会有近道、便道不走，故意驱使他的步骑大军绕道走上这种天牢、天陷这种《孙子兵法》所说“必亟去之，勿近也”的绝路、死路呢？有人却举出两个例子反驳此“自古为兵家禁地”的史实[3]：一例为呂蒙白衣渡江而收复南郡；一例为晋司马炎派出王浚等多路军平吴。其实第一例吕蒙出动的是伪装商船的东吴精悍的水军，而不是步骑军；其第二例司马炎派出了六路大军，其主力并破东吴首都、受降孙浩的是经多年修造大船后的王濬所领的一路水军，其他五路征吴大军都是由北往南的步骑军，都未走华容、监利、石首、洪湖乌林这条路，避开了云梦沼泽区这一兵家禁地行军！
证九，当时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也不允许曹操大军绕道江陵。　曹操率骑兵追刘备、曹纯进驻江陵时其曹操大军尚在襄阳以北。只要比较一下步骑兵由襄阳沿汉川直达江夏，与绕道江陵再沿大江至江夏二者的行程，就会明白曹军绕道江陵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江夏去襄阳八百里”（见《晋书羊佑传》）；那么从襄阳绕道江陵再至江夏要走多少路呢？《南齐书·州郡志》称“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里。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的吴声歌“懊侬歌”、“西曲歌”载有“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江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等句，其中西塞指武汉下游黄石市江边西塞山，西塞山至夏口这段水道今约三百里。那么在六朝时江陵至夏口的沿大江行程即为：3300/2-300 =13 50里，与《晋书·杜预传》曰“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相符。那么自襄阳绕江陵沿大江至夏口就有500＋13 50≈1850里了！足足比由襄阳直达江夏要多走一千多里！步军得多耗时多少呢？《孙子兵法·军爭篇》曰“五十里而爭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则三分之二至。”就按步军平均日行30—40里计，绕道江陵足足要多耗两旬多至一个多月的时间！从兵贵神速的原则来看，多花时间一个月左右，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几十万人马沿途近的给养、补充将是一个巨大耗费。而曹操当时的情况，正如周瑜所分析的：“北方既未平安”，士兵“水土不服”，长途跋涉，“必生疾病”，“又今盛寒，马无藁草”，不可能“旷日持久”（均见周瑜传）。只宜速战速决。时间、人力、物力都不允许曹操舍襄阳——夏口800里近道不走，反而让大军绕走襄阳——江陵—夏口长达1850多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