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存社”研究动态

关于“共存社”研究动态
省、市、县、区特约文史专员（研究员）詹维东
西方和港台一些中共党史研究者曾极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他们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不具备成立共产党的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舶来品”，是从苏俄移植过来的，等等。共存社的成立有力的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表明即使没有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中国迟早也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当然，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的确加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进程。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正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很快就有成果出来。
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常常围绕参加过“一大”的13个代表及其所代表的组织，而其他则涉及较少。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林育南和其亲属都受到了牵连，全国各地革命博物馆、纪念馆都将与林育南相关的资料撤掉，很少有人对共存社这段历史进行研究。1977年11月5日邓小平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林育南是党的最老一批同志之一，是很好的同志，毛主席很了解他，是烈士，同林彪是近亲，但毫不相干”。同一天，李先念也做出重要批示：“林育南是革命烈士，不能因为林彪的问题影响到林育南烈士的后代，党的政策历来是社会关系看本人。”从这以后，对共存社和林育南的研究才开始解冻，但是相关党史书籍将其定性为“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或者“共产主义小组”。即使在团风对共存社的认识也不是很高。
近几年，学术界开始重新关注和研究共存社。2014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导李良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编号：11&2D079），将《林育南文集》列为重要成果之一，并列入“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刘云山、刘奇葆先后做出重要批示，高度评价了文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2015年12月12日在团风县委党校召开了该书的出版座谈会。2015年9月28日，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李求实之子）在《北京日报》撰文《共存社：未受重视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一次将共存社确定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他还在《湘潮》、《当代广西》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指明共存社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2018年，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胡中秋在《档案记忆》5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共存社》，从纲领宗旨、组织形式、成立时间、人员构成、活动内容和地域等方面，将共存社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两篇官方党史工作者在党报党刊上对共存社进行重新定性的研究文章，是近几年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值得关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湖北日报荆楚网、湖北党史网等主流网站对李海文、胡中秋的文章进行了转载，党史学术界影响比较大。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第70—71页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在党成立前后，与共产国际以及与北京、上海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开展建党活动。1921年夏，湖北利群书社在黄冈开会，在三天（七天，1921年7月（14）15日至21日。编者注）的讨论中，其成员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俄国式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即将成立的组织称做‘波社’（即共存社），（波及布尔什维克之意）。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该团体很快停止活动，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等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中共党史学习，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重温共存社这段红色历史，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团风革命老区革命传统，传承共存社红色基因，把八斗塆共存社成立旧址这个重要的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好。就是要激励我们继承和发扬先辈不畏艰险、敢于奉献、勇于担当、勇于创新的精神，敢于从因循守旧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安于现状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克难奋进，不断增强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上，向历史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二零一九年七月九日于团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