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存社”制订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纲领。共存社制订的“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的纲领宗旨，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首先，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以消灭人类社会的压迫和剥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存社成立之前，其大多数成员们对《共产党宣言》都进行了认真的学习研究。特别是“共存社”创建人之一和宗旨纲领的起草者之一恽代英，1920年下半年，受《新青年》杂志的委托，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这本书主要是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是《阶级争斗》的翻译者，也是《阶级争斗》的学习者、掌握者、接受者和运用者。其次，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农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农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理应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不应是受压迫剥削的劳农。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通过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剖析，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劳农工人的秘密，马克思主张，要彻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实现劳农政治。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登上社会政治舞台，做社会的主人。共存社的纲领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第三，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社会物资充足的理想社会。“共存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共存社”的“人类共存”与互助社等社会团体提倡的“共同生活”有天壤之别，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后者带有行会改良主义的色彩。这也表明，“共存社”在革命团体互助社的基础上升华到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
二、“共存社”是由一批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分子所组成。共存社的成员们基本上都参加过互助社，都是激进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致力于自身修养，服务社会，寻求共同生活。武汉利群书社成立以后，通过学习、研究马列主义，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论，以及如何改造社会的方法论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和升华，使之成为了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共存社的灵魂人物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等，是利群书社的主要成员，他们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尤为刻苦认真，完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也更为突出。共存社主张个人修养，在组织内一直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培养了大家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坚忍不拔的斗志，这些品格正是做为一个共产党员所必备的条件素质。
林育南参加苏联伊尔库茨克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俄文调查表签名影印件。
三、“共存社”是最早亮相国际政治舞台并被共产国际认可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之一。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为了号召中国和远东弱小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共产国际在苏俄的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中国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一共有44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39人。林育南代表共存社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的委任状由共存社总务委员沈光耀签署：“本社特任林育南为出席伊尔库茨克会议代表此状”。共产国际给每个参加会议的代表都作了调查表，用中、俄两国文字填写，表上标明参加人员类别是“中华共产党部”，说明了共产国际认可共存社为中国共产党组织。这个调查表和委任状是上海一大纪念馆七八十年代到苏联查阅相关资料才找到，非常珍贵。从当时的交通条件和政治形势来看，林育南参加这次会议非常艰难，他从汉口坐轮船到上海，再由上海坐船到大连，从大连乘坐车到哈尔滨中转，1921年11月5日到达满洲里，与其他先后到达的中国代表团本部代表（张国焘带队，张太雷、瞿秋白、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先期到达）会合，随后在12月1日——10日分批秘密出境。会议原定在伊尔库茨克召开，因为这里离莫斯科比较远，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出席极不方便，根据列宁的指示，决定将会议改到莫斯科举行。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工作，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学习苏俄和其它各国的革命经验。这是有记载被确认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对帮助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列宁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认清中国国情，制定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林育南也是因为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才知道中共一大的召开，回来之后跟恽代英商议，解散共存社，带领共存社成员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
四、“共存社”成立之前其成员与很多中共“一大”代表进行了深度交往和广泛接触。（一）与毛泽东的接触。共存社在成立之前，跟其他党组织成员都有过深度交往和广泛接触。1920年2月，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在武昌横街头创办利群书社，主要经销《新青年》、《星期评论》、《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报，白天营业，晚上开会自修，半工半读，制定了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的14条约法。1921年2月又创办了利群毛巾厂，为利群书社和浚新学校提供经济帮助。这段时间毛泽东就在武汉开展活动，住在利群书社的楼上，经常与恽代英、林育南等人纵论天下大事，他对恽代英、林育南创办书社和经济实体的做法表示赞同“这个办法好！”1920年8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易礼容担任文化书社的经理。文化书社创办时，毛泽东还请恽代英等为文化书社做信用担保人，以便向外地订购书报时免去押金。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经常将杂志寄到武汉利群书社代售。1921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又创办长沙望麓园织布厂（林育英1922年到这个厂担任技术人员），也是易礼容担任经理。1921年7月，毛泽东派易礼容到回龙林家大塆采购织布设备，正好参加了共存社成立会议。共和国成立后，易礼容担任新华书店负责人，别人问他文化书店是不是新华书店的前身，易礼容回答，利群书社才是新华书店的前身。（二）与包惠僧、陈潭秋、李汉俊等人的接触。1920年6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在给俄共远东局外国处的工作信函中提到武汉的情况，认为利群书社可以作为一个中心组织把其它革命团体都团结起来。1920年9月至1921年2月，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上海渔阳里2号陈独秀《新青年》编辑部）写信给包惠僧，要求他去吸收恽代英、林育南等人入党。包惠僧、陈潭秋、刘伯垂等都直接跟恽代英、林育南等人进行了接触，但是当时恽代英、林育南等人热衷于搞新村运动，特别注意个人修养，一个个都像清教徒似的不容易使人接近。“一大”召开前，李汉俊、苏俄代表马迈也夫、鲍立维都去过利群书社，没有跟恽代英、林育南等人联系上。（三）与刘仁静的接触。一大代表刘仁静，跟林育南在武汉中华大学中学部读书时是同学，后来一起考到北京上大学，在北京期间刘仁静跟林育南的接触比较多，经常在一起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刘仁静跟恽代英也经常书信往来讨论马克思主义问题。由此可见，共存社成员的思想与行动是得到当时国内共产党组织的广泛认同的，他们虽然没有跟苏俄代表和上海中共早期组织取得联系，但是也在独立地开展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活动，他们的行动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
参考资料：
《黄冈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
《鄂东革命史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团风县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团风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
二零一九年七月九日于团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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